韦伯的悖论——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本文从官僚制的逻辑起源出发,通过对官僚制组织中集体理性和个人行为选择的考察,试图解释官僚制内涵与现实的悖论,从而对官僚制组织中个人出轨行为出现的必然性进行一定论述。     

从中国的饭局说到官僚制（下篇）

四、浅述官僚制的一些弊端 “官僚制”这一术语起源较晚,19世纪,这一术语的贬义用法遍布欧洲的许多国家。（参见《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二卷,第206～217页,“官僚制”,本词条作者A．班迪克斯）     

回到家产官僚制——以明万历四年到五年的北京契税制度改革为例

通过对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到五年（1577年）北京契税制度变革过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家产官僚制支配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在万历四年都税司大使私擅税契事发这一突发事件的触发下,典制关于契税的规定与万历四年前北京契税管理空白之间的矛盾暴露,导致官员与皇帝围绕北京契税制度改革展开社会行动。到明万历五年,在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兼有包税制与官僚制特征;在非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整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功利主义,以及形式的法理思想和对传统的认同。本研究发展了更为完整地理解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支配模式及其变革过程的家产官僚制理论,系统地呈现了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之间与内部的矛盾。     

论北宋权力制约机制的机构设置

宋代建国后,吸纳了唐末、五代时期改朝换代的深刻教训,中枢和地方权力机构不断进行改革,先后经历了中书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权,财政军三权分立制以及元丰改制后三省与枢密院制等演变过程,建立了史上堪称完美的官僚权力约束机制,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赵宋皇权,维护中央统治权威。     

从中国的饭局说到官僚制（上篇）

制度的人文内涵——分餐制、聚餐制及其体现出的不同文化中官僚制的特点 分餐制和聚餐制这两种不同的用餐习俗或者说用餐礼仪，尽管只是～种非正式规则，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不失为一项重要的制度。目前，分餐制主要是在西方文明体系中实行，而中国则主要采取聚餐制。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情形：     

从《叫魂》看乾隆对官僚机器的矛盾心理

孔飞力在《叫魂》中描述了一次叫魂案中乾隆与官僚机器的互动情况。乾隆由于自己作为统治民族与统治阶级的代表,对官僚机器充满矛盾。一方面乾隆需要借用官僚机器来达成他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官僚机器并没有完全执行他的命令。而叫魂案的发生则给予了乾隆处理的机会,但是虽整肃了官僚,可并未解决官僚机器问题。     

论战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试看公共部门市场化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面临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新要求,原来工业化时代的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不能灵活地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要求作出回应。面对着当时出现"老龄化"特征的官僚制,其机构臃肿、层级结构过于僵化,同时各国政府(主要是西方国家)为了摆脱财政赤字问题、信任危机和社会发展的其他困境,提高政府机构的运作效率,在20世纪70到80年代,出现了以市场化为运作模式和以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为方法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注重重新规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私营部门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引入到公共部门来,使公共部门更具市场化,具有竞争力、活力,以及挖掘它们对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怎样的借鉴指导。     

浅析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改革和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这场改革使支配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本文重点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以及西方的成功经验,以期从中寻找适合我国国情并具有借鉴意义的观点,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公共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从而进一步深化我国政府改革。     

浅析清代胥吏制度发展的新特点

作为封建官僚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胥吏集团在整个封建政治制度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一些资料及前人的观点,从三个方面,即清政府极力压低胥吏人身地位;胥吏制的弊端愈发突出;清政府制定措施规避胥吏危害来具体分析清代胥吏制度的一些形态,希望通过分析旧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来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藏区一妻多夫制婚姻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藏区的一妻多夫制婚姻给予了很大关注.由于藏区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原因,很多研究者并没做严格而规范的“田野调查”,使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什么进展和突破,存在很多的争议和猜测.文章从一妻多夫制婚姻的一般性论述,存在原因的经济学解释,存在原因的非经济学解析,地区分布与阶层分布,藏区之外的一妻多夫制婚姻,对一妻多夫制婚姻的评价六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与述论,以期理清这一问题研究的基本脉络与研究进展.     

士人之治及对“新乡贤”文化的启示

<正>士人是在中国政治上活跃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群体，他们出生于平民乡野，却可以经由寒窗苦读通过科举取得官僚职位，实现阶层的跃迁，他们是传统中国官僚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士绅阶层对于乡村的治理构成了我国封建王朝民间治理的独特景象。当士绅阶层随着专制王朝逐渐消散，新时代乡村治理应当如何从传统资源中寻找治理契机？在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下，“士文化”对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否具有参考意义？一、士人之治的发展1、士：平民与官僚之间士的定义千差万别，     

朱元璋用教育反贪的前前后后

朱元璋晚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大诰>运动".所谓"学<大诰>运动",即朱元璋晚年为了整顿官僚队伍清除腐败现象,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官民大学习和群众大造反运动.和我们的想象不同,贪污腐化并不是王朝中后期才有的现象.由于强大的贪渎文化的影响,历代王朝官僚制度建立起来的那一刻,腐败现象即如影随形.朱元璋学"大诰"运动的构想就是基于腐败的迅速蔓延.     

周代軍禮考論

周代軍禮具有宗法性和軍事性的雙重屬性,既體現周人宗法結合封建制度的基本要求,又反映軍事事項追求戰争勝利的內在規律。周代禮治的歷史演進中,軍禮的宗法性和軍事性之間産生了深刻矛盾。春秋戰國戰亂背景下,軍禮的軍事性訴求逐漸壓倒宗法性訴求,這一過程使得戰争日益脫離禮制約束,引發了軍禮的衰落。與此同時,軍禮的軍事秩序原理引入國家政治建構中,對秦代以降官僚結合郡縣新型政治秩序的形成産生一定影響。     

职事·加官·官位：汉代“侍中”制度化进程新论

汉代“侍中”经历了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层累形成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后人书写与建构的痕迹,在细节上尚有一些不清晰之处,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汉初的“侍中”作为职事,制度化程度较低。随着皇帝侧近官僚组织的演进,“侍中”成为官名,逐渐被纳入王朝官僚行政体系,并开始形成机构,拥有秩级,是为其制度化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侍中”的性质经历了从职事到加官、再到官位的演变。以汉代“侍中”的制度化进程为例进行剖析,不仅为进一步探讨汉代所谓“中朝”“加官”问题提供了基础,亦有助于思考权力、观念与历史记忆互动中所谓的“制度”。     

一场激进的形式主义泡影

百日维新,一场很着急的变法运动.它过分注重形式的维"新",却忽视了里子的能否跟进,一个不懂"妥协"艺术的组织,以豪赌的激进形式与整个传统官僚体系宣战.     

朱元璋用教育反贪的前前后后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也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探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高校党风廉政建设

我国现阶段已经进入到全面推进转型的新时期,经过我党在党风党纪方面的大力整顿,以及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官僚体制中的一些不良作风得到了遏制。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选取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高校党风廉政建设。     

灵魂的歧途

在如今的学院，常能碰见这么几类人文“知识分子”：～种是“学术官僚”，他们大多以官僚身份出现，但同时却占据大量学术资源，因此，可以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以相当意识形态化与粗劣的内容来获取学术资本；另一种则是许多专业知识分子，他们信奉学术体制的专业原则，跟随一个主流的学术传统，无论这个传统是本土的，还是由西方世界贩售回来的一些研究标准，     

中国掀官员禁赌风潮

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一些中国官员权力在握,有钱有闲却缺失信仰,敛财豪赌。此种官僚生态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9月20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官员赌博。不日,深圳市委积极回应,发布了对该市官员的严厉“禁赌令”。     

解读鲍德里亚消费概念的符号学特点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又译尚·布希亚、让·波德里亚,其消费社会理论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列斐夫尓"受控消费的官僚社会"理论的影响,而巴特的理论则构成了他的符号学转向。理解鲍德里亚的"消费"概念是理解其消费社会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