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六朝乐府诗中的“怨女”形象——论乐府诗中“怨”的政治性向审美性的过渡

魏晋六朝时期,乐府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女性题材作品。其中“怨女”的形象多处可见,其描写呈现出情感细腻化的特点,而原题材中的怨刺性则淡化了许多。由于悲剧本身所具有的美感,“怨”在逐渐脱离了其自身的政治功能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的审美范式,并逐渐固定下来。“怨”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实现了向审美性的过渡。     

沉着应对“智”在必得——大学生求职前必读的启迪故事之六

一家电视台招聘记者,名额只有3个,而最后进入面试的人就多达15个。小樊第二个被叫了进去。回答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后,主考官突然问道：“你说你有一定的写作功底,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可是你在‘自我评价’栏中居然有两项出现了语法错误,现在既没有多余的表格,也不能涂改,你看怎么办？     

爱怨四人记——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我在1987年80岁生日时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样公开写自己的私生活,岂不影响你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倒反而能破除社会上对我的猜疑。     

居安思危才能临危不乱——专家会诊“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

自"5·12"四川汶川震难以来,举世震惊,举国同悲.巨大的灾难与痛苦面前,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与向心力再一次进发,民族精神与爱国激情空前高涨.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抗震救灾过程中,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及时进行灾难反思,发现问题,研讨问题,提出对策,为抗震救灾工作承担起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剖析与整体——论意象批评

意象是构成文学的重要部分,西方二十世纪出现了意象批评,关注作品意象层面,探讨意象机制。本文结合西方出现的新批评和语言学的新发展来分析意象批评的历史,意象的分析批评方法和哲学上的回归。     

企业家与慈善家——论中国富豪的社会责任

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弥合社会裂痕、平抑仇富心态的一剂良药,而富人捐赠慈善事业则是一种极好的形式。富人要保障自己的财产权,就必须尊重穷人的生存权：     

企业家与慈善家——论中国富豪的社会责任

改革与发展造就了当今中国一大批富豪，而广大弱势群体却为此垫付了巨大的改革成本。富豪们的财富是弱者在社会转型期付出的代价，也是弱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富豪们的巨额财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弱者让渡的。这显然有悖于公正、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富豪们理所当然应对贫困群体给予一定的补偿，并主动回报社会。中国富豪应当高举振兴中华和人道主义两面旗帜，既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企业家，又要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慈善家。     

五四新女性的突围与陷落——论萧红与陈学昭

萧红和陈学昭都是五四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新女性,都有着从传统家庭突围的经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一个远离延安,英年早逝;一个奔赴延安,转换蜕变。这两个女性代表了当时两种不同选择的新女性,但是却有着殊途同归的突围和陷落。本文试图从萧红与陈学昭这两位五四新女性的人生轨迹和文学创作,来探讨在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激荡冲击下,女性奋力突出封建重围却又不断妥协不断陷落的悲剧历程。     

虚构与现实——论娱乐新闻的失真

在现代社会中,一些商业化的节目已成为人类必不可少的一个获取新闻的渠道,而在商业化的侵染下,这些节目不再是仅仅为了人们获取真实的新闻而存在,其商业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在新闻上的作用,所以这些节目就把收视率放在了第一位。本篇文章就在探讨是商业化的节目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正在不自觉地改变着新闻的趋向。     

误读与重塑——论李纲对李白的评价与接受

李白的疏狂豪放、任性自然,为李纲之“愚拙”提供了人格依据和榜样,其仙风道骨之“真隐”姿态也引得李纲激赏。李纲对李白的推崇有多重原因,最突出的当为对求仙问道的向往、对傲岸独立士风的呼唤与对“谪仙”身份的体认三个方面。但李纲在对李白的接受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误读与曲解,可以说,李纲是按照自己的理想与诉求重新塑造了李白。对李纲来说,李白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渐已失落的理想人格,即坚守道义,傲岸独立,不与权贵合污,这在两宋之交的士大夫中是极为缺乏的。李白于当时士风之价值,在于其真率不伪之自然、翩然离去之洒脱。作为一名政治家,李纲并不十分关心李白实际的文学创作及生平,而更多地要以李白之疏狂救士风之萎靡,赞其气节之不屈,彰其风神之高蹈。在这一过程中,李白的形象被明显地神仙化、符号化了,但其价值却在两宋之交那样一个黑暗混乱的世道里得以彰显,标示出“谪仙”的别样风采。     

社会公正论的建构与反思——座谈纪要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公正问题日益凸现，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由吴忠民教授撰写的《社会公正论》一书，不仅对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     

五四运动与儒学——兼论儒学的现代困境

广义五四运动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进行了批判。文章简要介绍了几位学者眼中的五四运动与儒学的关系,并对现代儒学的发展作了展望。     

笔扫千军论历史——浅析刘禹锡与杜牧的咏史诗

咏史诗在唐代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刘禹锡与杜牧同为咏史诗的代表人物,并都以深邃的思想和诗人的情怀对历史进行了透彻的理解与分析,从而达到以史明志、抒发情怀的目的。但是刘禹锡与杜牧的咏史诗艺术特点与作品风格各具特色,表达的思想情感也因为不同的人生际遇与人生态度存在很大差异。本文着重从时代特征及诗歌作者人生经历的层面来比较二人咏史诗的思想意蕴与艺术特点、创作特点,进而把握两种咏史诗各自的思想精华。     

深沉与真实——论周婷的技巧性特写新闻

当今时代要求新闻做到精确、生动并且要使读者一目了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而大多数新闻却做不到这点,而《别了,不列颠尼亚》这篇新闻虽然短小,但是用词精准,赋予了新闻一种新的生命,是一篇很值得学习的不朽之作,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理想性与现实性的交融——论堂吉诃德的矛盾性

堂吉诃德这一人物从诞生之初,就有许多争议。一方面,他因其崇高理想、纯真等被视作理想主义的象征;而另一方面,他又因为丑陋残酷的现实而屡遭不幸,成为典型的悲剧人物。理想性与现实性造就了一个既矛盾又引人深思的形象。堂吉诃德的这种矛盾性,正是他作为喜剧形象,又为文学史涂上深刻的悲剧色彩的重要原因。     

论智库与知识城市建设的关系——兼论新智库建设方略

知识城市的实质是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趋势,通过资源的有效管理和运作,提升城市的知识、信息拥有量,不断提高城市无形资产,逐步实现以人才、科技、信息、知识等为核心要素的城市科学发展道路和模式。智库是知识城市的重要组成要素,对知识城市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对智库与知识城市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新时期建设新智库的策略选择。     

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论孟子的自我完善与群体认同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传统的农业一一宗法型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这就必然地会成为一种群体本位的文化。而孟子的时代,关于群体与个人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但是笔者发现,对孟子的这句话的解读多从个人品质角度,从群己关系角度论证的对比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立足于孟子对百家思想中杨朱和墨子极端群己关系的批判,重点看其对孔子理论的继承发展引向孟子本身对自我完善和群体认同的观点,最后来看其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以及分析其理论的局限和后世相应的补充。     

论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如何掌握、运用好宪法和法律赋予其对地方公共事务的规制权是省级人大常委会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文中简要就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一些基本理论进行分析,对省级人大常委会如何从该理论中汲取精华,正确科学行使职权进行论述.     

汉代的慈善救助思想与实践——兼论裸捐

慈善救助在汉代取得重要发展,裸捐引人注目,事例很多,最突出的是汉武帝时的卜式多次捐财帮助国家守卫边境。西汉多有平时和荒年赈济贫穷宗族邻里的事项。自汉武帝时起,西汉统治者的慈善观发生变化,皇帝鼓励、褒扬吏民向贫民借贷,助民脱困。朝廷下诏举荐有行义者为官,终汉不辍,这是对行善好施的最大肯定。帝诏奖励帮助政府救灾的吏民,是汉代政府与民间慈善互动的表现。东汉散财救恤宗亲邻里的观念和行为十分盛行,有关裸捐的记载多于西汉,反映了东汉慈善救助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慈善思想是慈善行为的内生性动力,汉代行善去恶的慈善思想内容丰富,行善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贫富冲突、保障既得利益和保护家人。其认为行善不应讲求回报,要行善不懈;对于行善者,人不回报天报,不报己身报子孙。赏善罚恶是朝廷引导人们向善的重要手段,同时也重视教民行义,富民劝善。     

思维与理性——兼论青少年养成教育的人本追求

本文认为理性出自于人的反思能力,因此,要提升人的理性就要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和品质.鉴于人类特有的成长规律,人的思维开发要在青少年时代大大加强.为此,本文从探讨人类思维与理性的互动关系入手:以认识论和信息论的交叉视角解读了人的思维方式的结构功能和思维活动的展开过程及其运作机制,并分析了这些结构功能、展开过程和运作机制对于思维品质的决定性意义.本文最后提出了以人为本,提升青少年思维品质的理念,并评析了青少年思维养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