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依靠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等形式开展全方位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网.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以机制统筹为理念,以中联部为实施主体,以阿拉伯国家政党、政治组织、政治领导人、媒体和智库为合作对象,通过召开中阿政党对话会、签订政党合作备忘录、举办政党研修班、促进政党领导人与青年交流等方式,积极配合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整体交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了中阿加强政治互信、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共建"一带一路"和实现民心相通,维护了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推动了阿拉伯国家和平与发展事业,丰富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内涵.     

功能衰微与泛政治化：苏丹政党政治的演变与特点

在苏丹政坛上出现过的政党大致可以分为宗派政党、左翼政党、政治伊斯兰政党、地区政党和政权党五种类型。从政党体系的角度看,苏丹经历过多党制、一党制和政权党主导下的多党制三种政党体系。多党制是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政党体系,体系中的主导政党是宗派政党。后两种政党体系是军队干政后建立的,这一过程涉及政党与军队的“共谋”。政党在军队干政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主动引入军队的力量以打击政治对手或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之间非制度化竞争的表现。从长期来看,军队的介入削弱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化功能。自巴希尔执政以来,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渐流失,政治代表与表达功能弱化。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开始发挥本应由政党行使的代表和表达功能。这些组织通过非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它们的兴起是苏丹社会泛政治化的表现。在泛政治化社会中,政党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     

摩洛哥政党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多党制是摩洛哥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自独立以来,摩洛哥王室集团与进行政治参与的政党之间的关系总体稳定,且政党在维护摩洛哥民主形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摩洛哥多年来高效的政党治理有很大关系。本文通过对摩洛哥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得出了以下结论:摩洛哥政党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四个路径"的鲜明特点:一个核心是维护摩洛哥君主立宪制的政权稳定;两个基本点是实现"权力共享"与"民主形象"构建;四个路径为"分而治之"、军事威逼、政治多元化、笼络与平衡。摩洛哥政党治理做到了分权与集权相结合,政权与王权相结合,君权与民权相结合。这种治理模式既维护了摩洛哥王国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又促进了摩洛哥的渐进式改革,还有效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

"民族观念运动"是一场主要由土耳其前总理纳杰梅丁·埃尔巴坎领导的,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伊斯兰政党运动。伊斯兰政党的兴起除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外,还与国家主动的吸纳战略有重要关联。作为一场持续40年的伊斯兰政治运动,"民族观念运动"的发展、高潮、危机和持续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关系、宗教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宗教复兴的复杂原因。     

中东社会转型中的政党政治

政党竞争是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相关状态反映了某一国家或地区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阿拉伯革命之后中东地区政党竞争开始出现，但随之而来的是诸多消极表现。中东政党竞争中的困境是社会意识、政党发展程度、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以及外部干涉等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由于这些因素将长期存在，因此中东地区的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关系研究——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

政治伊斯兰是中东政党制度中特殊的政治力量,它在政党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世俗政党之间的互动对政党制度以及国内政治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埃及,以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强大,它与世俗政党的关系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且以竞争为主。究其原因,穆兄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埃及世俗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两种思想政治斗争的集中体现,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冲突;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力量虽然具备接受埃及世俗政治统治现状的意愿,但其言行常有矛盾之处,难以获得其他世俗政党的充分信任;当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和其他世俗政党无法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时,它们转而讨好当权者以获得政治资源,由于可供竞争的资源有限,二者的竞争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关系。     

试论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党制度

2011年初以来,突尼斯开始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政党在推动突尼斯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数年的演变,突尼斯的政党制度从碎片化向制度化转变,但制度化进程尚未完成。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党制度提供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建立了新的宪政制度,形成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理性竞争机制,提高了突尼斯政治现代化的程度。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制度发展。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在中东剧变之后有了长足发展,逐渐建立起了现代政党制度。然而,由于突尼斯的政治稳定与政党制度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其政党制度发展的不充分导致民主巩固的前景并不明朗。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台湾青年政治冷漠现象及影响因素

近年来,台湾青年在政治态度上呈现出对政治问题冷漠的倾向;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对政治生活的疏离与逃避。台湾青年之所以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倾向,有着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台湾当局政治统治合法性相对不足,台湾青年政治效能感及政治信任感低下,个体生存压力影响及群体利益诉求的边缘化,"非权威化"的价值取向及主体意识的凸显,以及台湾政党组织力量衰落及主要政党竞选政纲趋同化等。只要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台湾青年族群的政治冷漠倾向还将持续存在。     

埃及的持续“革命”

"革命"毫无疑问是过去两年多埃及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的关键词. 2011年的"1·23革命",埃及人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专制、腐败的统治.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间,埃及人高举着"再次革命"的大旗,同过渡阶段掌权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恋权与固权行为作斗争.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穆尔西以微弱优势赢得总统大选,随后他提出"继续革命"的口号,试图将他领导的政党和政府塑造成"1·23革命"的代言人和"革命"目标的执行者.而反对派则从穆尔西执政一开始就以拒绝合作的姿态不断挑战穆尔西政权的执行力.双方都以捍卫"1·23革命"成就为由,支持和鼓动街头政治.     

十八大:勾画廉洁政治蓝图

描绘建设"廉洁政治"的蓝图,既是一种政治清醒,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标志着党和国家、社会民众对腐败行为的"零"容忍,但需要指出的是,反腐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泼墨或者影响执政党的社会形象,相反,应该是建设一个政治清明有高度威信和战斗力的政党.唯有如此,中国方能平安高速驶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站台".     

党建经验浅析

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善于做思想工作是我党的一大特色、一大优势,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政治法宝。"两学一做"活动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的延续。在毛丰美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巨大的人格魅力,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楷模。     

新时代共青团改革的政治理性研究

共青团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新的重要环节。共青团改革不仅是一个党建命题,更是一个政治学命题。作为政治学命题的"共青团改革"是指由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主导推进的,以提高共青团社会适应能力和青年群众现实获得感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工程;共青团改革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青年组织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优化、自我完善,共青团改革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子系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拓展共青团改革的实践空间,展望共青团改革的光明前景,需要兼顾理论逻辑和政治实践的双重要求,采取描述与建构相结合的方法,使共青团改革在实践层面上能"切中要害"、取得实效。     

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态势及其影响——基于台湾2014年与2016年两次选举分析

近年来,在经历了"反服贸""白衫军"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之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发生了显著变化,集中体现为2014年"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中青年的踊跃投票参选现象。目前,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政治参与广度与强度的提升;从动员参与走向自动参与;青年政治参与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呈现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并存状态;网络新媒体成为组织参与的重要媒介。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新态势势必对台湾政局以及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对台湾传统的政党政治产生一定冲击;其次直接推动与加快台湾主要政党的革新化与年轻化转型;最后,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的社会化与再教育过程。     

“红船精神”融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1921年8月,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次会议影响深远,意义非凡,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一种精神,即"红船精神"。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更应该融入"红船精神",通过加强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教育,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价值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使其能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陶希圣印象中的“陈独秀事件”

所谓"陈独秀事件",指的是七十年前,已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被王明、康生公开指责为"日本汉奸",该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报刊把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称为"陈独秀事件"。好在如今这一起由王明、康生秉承斯大林反托派运动意见而凭空捏造的弥天大谎已大白于天下。     

特定环境造就不同政党--读爱泼斯坦《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

美国政党是对本国自身特殊政治环境的反应，却受到责任政党学派的诟病并被视为落后于欧洲政党。对此爱泼斯坦进行了驳斥。     

“狂人”陈独秀交友二三事

陈独秀是个狂放之人，年轻时“酒旗风暖少年狂”，到晚年依然“且喜疏狂性未移”。可以说，一个“狂”字贯穿于陈独秀的一生。陈独秀是政治“狂人”，他几乎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又是文化“狂人”，他手握科学和民主两把大扫帚，     

缅甸局势走向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缅甸政局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昂山素季及其政党几经波折,几度起伏,终于尘埃落地,在2016年3月选举中赢得胜利,并将领导缅甸人民朝着新的方向前行。缅甸的变局是东南亚地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一次有力撞击,其结果如何尚待观察。中国有理由比其他大国更加关心缅甸政治变局后的政治走向,尤其关心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究竟发挥积极的作用还是成为一种负能量?中国人对于新任领导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听其言、观     

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列主义统战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举,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一政党制度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当前我们要适应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