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方式的生成及其在意图叙事中的功能——以元明清叙事文本为分析对象

序列的本质是行为者意图从生成到意图实现的过程。序列因行为者在叙事中的地位不同而分为主意图序列和次意图序列。嵌入是将次要人物意图序列插入主要人物意图序列的叙事方式。嵌入生成于主意图序列的内缺失和叙事者意图的外缺失及其合力。嵌入序列行为主体与主序列行为主体间存在着同意图与异意图、帮助者与反对者的不确定性关系,这两种关系的不确定导致故事的叙述方向不确定。中国古代叙事的嵌入方式有着独特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源于中国古代特有的意象思维方式。     

煞费苦心的叙事经营与“别有用心”的意图改写——郭沫若短篇小说《楚霸王自杀》的叙事解析

郭沫若于193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楚霸王自杀》是对“霸王别姬”母题的一次“别有用心”的政治改写。小说虚设了乌江亭长和钟离昧两个人物形象,两人教化大众式的“应答叙事”为作者的政论宣讲提供了便利的叙事舞台;作者还对项羽失败的“天命观”作了否定,并指出项羽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失去民心,其借助历史素材抒发个人政治观点的目的不言自明。     

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宗教叙事及其悖论

容与堂本《水浒传》利用宗教叙事来整合多元而复杂的水浒故事,确立了全书的叙事框架和创作意图,但这种主观意图和水浒故事固有的叙事逻辑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张力,从而造成了叙事上的诸多悖论。     

也谈陆王心学对明代中后期文学的影响

陆王心学对明中后期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如果以为这种影响仅局限于李赞与公安派则是极狭隘的。这种影响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使明中后期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出现了明显的异端色彩和世俗化倾向;二是影响及于文学理论,其中又包括文学观念、创作倾向、文风转变等许多方面。     

北村的宗教叙事伦理

在中国这个无神论的氛围里面,北村试图建立一种神性的纬度,他的出现无疑丰富了中国文坛的内容的表现手法和形式,也在另一方面提供了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对话空间的可能性.本文立足于文本分析,采用叙事伦理角度并根据基督教文化中的沉沦与拯救模式来理解北村这一独特神性抒写.     

叙事聚焦对身份意图的建构与透视

叙事聚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策略,成为实现作家身份意图的必要途径,文章通过聚焦者、聚焦对象、聚焦点的选择以及聚焦时间控制,旨在揭示聚焦对中国古典小说文本身份意图构建的作用,同时反映出古代作品中浓厚的宗法身份观念。     

明代格调派的演变历程及其对意图说的否定

明代的格调派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初期推尊盛唐的高华,中期追步汉魏的高古,晚期融会诸说,作适当修正。以本色为依据的格调说属于审美诗学,其核心之一是反对“诗以意为上”。谢榛、王世贞等人认为艺术比意图更为重要;他们强调对瞬间感觉的捕捉,注重对事物的“直接处理”,旨在避免“涉于理路”。     

霍桑短篇小说的宗教叙事伦理研究

霍桑从萨勒姆巫术、圣经传说和新英格兰风物中获取叙事资源与创作题旨,围绕哥特式叙事形成充满悖论色彩的伦理辩难,以欧洲自由主义思想、清教伦理以及超验哲学等在其短篇作品中演绎出当时的基本道德现象,并蕴含着宗教的最终结论。     

论《三国演义》的宗教意识

《三国演义》中的宗教意识不是单一宗教现象的孤立显现,而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兼有佛、道等思想的综合体;其出现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观念、复杂的心理因素和大众的审美理想使然,以及长期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     

"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

晚明社会变迁与"心学"的兴起,导致了儒家思想界"三教合一"思潮的繁盛,并形成了一个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来的民间宗教--"三一教".这种士人学术社团的宗教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晚明士人于自身生存状态影响下的一种异化式的解脱方式.这种转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三教合一"学术思想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成为学术思想深入发展的一个内在阻碍.     

明朝中后期狎妓之风与文学创作

明朝中后期娼妓业特别兴盛,文人学士狎妓成风。娼妓以其聪明才智促进了明代文学创作的繁荣,并带动了戏剧、音乐、舞蹈、民歌艺术的大发展,开拓了明代文学的新天地。     

明代中后期京债探析

明中后期,皇帝怠政,宦官弄权,朝廷政治腐败,科举仕途尤为黑暗。一些新科进士、候选官吏以及即将上任的官吏不惜花费重金甚至借京债在京候选。虽然京债利息较高,但仍有大批官员趋之若鹜,一时间京债盛行,甚至出现拉京债现象。一些候选官员,为早些得到官职,大举京债买通权贵,严重破坏了铨选,这给明朝的政局带来了极坏影响。     

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产生的文化背景

中晚明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上,此一背景由其时的社会思潮、社会风气、商人阶层的崛起、士商关系的调合等方面构成.此期通俗小说的发展正是在以上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下而实现.     

明代中后期私修当代史的繁兴及其原因

明代中后期的史学领域内出现了私修当代史繁兴的浪潮 ,究其原因 ,则多种多样。明代实录失实与国史失修刺激了私家撰史的热情 ,通今之学与以史经世思潮是私家当代史撰述的社会要求 ,史料的积累和实录的流布为撰写当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而个人因素和思想原因也不容忽视。     

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婚姻观念上,门第、出身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婚姻类型上,寡妇改嫁婚、入赘婚、服役婚等非常态婚姻大量出现。这种婚姻状况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的变化及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松动。     

文人之侠的崛起对中晚明文学的影响

中晚明是文人之侠日渐崛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文人尚侠的数量与规模,还是文人交往中对“侠”精神的认同,都显示了较之以往更为集中和典型的态势。“侠”成为文人一种颇有影响力与认可度的品质,进入文人的精神内核。中晚明文人之侠的崛起,推进了明代求“真”尚“情”文学思想的演进,成为多元思想并存中重要的一极。     

明朝中后期妇女问题新识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僭拟无涯”的突出表现。缠足的松动,贞节观念的淡漠,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观,一时蔚为风尚。正视这些新动向,有利于全面把握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变迁。     

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

高攀龙是晚明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东林学派领袖。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呈现多面复杂的情形。高诗以效陶为主,清真雅正是其主要特征。高攀龙在陷入党争而遭贬谪、罢官、削籍乃至在东林书院被毁的情形之下,其诗歌创作依旧基本保持原有诗风。而作于万历年间的记事文章则呈现剽悍激愤之风,与其多数文章的中正典雅之风全然不类。高攀龙逝后,门人陈龙正整理其遗稿并于崇祯五年编刻《高子遗书》时,有意将此类文章删汰不选,以维护老师粹然如一的理学醇儒形象。高攀龙作于天启年间的尺牍,流露出愤懑、悔恨、无奈、宿命乃至绝望的复杂思想。这不仅与其以往尺牍中自信从容的道学气象不符,而且与其反复申诫的理学观念中的“无事”思想相悖,由此体现了身陷党争中的高攀龙理学与文学的背离,为还原高攀龙真实文学形象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