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埃及的“和平演变”及其影响

长期以来,为防止埃及在中东地区坐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方设法对其进行弱化和软化,实施了漫长的"和平演变"。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引导埃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其日趋依附西方;在政治上诱导埃及走"民主化"道路,使其在政治上更加孱弱;在军事上加强对埃及军队的渗透和控制,从内部削弱军队力量。这种"和平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埃及积贫积弱、国家凝聚力下降,最终导致了"1·25革命"爆发。需要指出的是,"1·25革命"与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长期渗透及在民众抗议中的积极煽动直接相关,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颜色革命"。但"颜色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政治剧变并未使埃及境遇好转,反而使其政局陷入反复动荡之中,经济更是陷入60年来最糟糕的状况。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演进及影响

作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外最大的分支,西奈分支源起于2011年埃及乱局之后的西奈半岛。该组织虽然在2012~2013年经历了埃及政府的数次打击,但仍然依靠其主要力量在西奈半岛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发展离不开埃及国内特殊的极端主义历史背景,同时受到西奈地区贫困社会现状的刺激,更受到埃及军队在西奈地区反恐举措失当的影响。"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源起和发展,为分析"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的扩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在中埃经贸交往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的滋长和扩张带来的地区安全隐患,更值得中国持续关注和高度警惕。     

新冠疫情冲击下埃及经济改革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塞西执政后,埃及推行了旨在稳定经济和发展军队经济的“双主线”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包括国际收支平衡改善、财政赤字收窄,军政关系和执政根基更为牢固等。然而,军队经济的扩张抑制了私营部门的活力,导致经济增速偏低。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埃及经济改革的前期成果遭到削弱,既往的改革路径举步维艰,转向势在必行。“双线并轨”成为未来埃及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即强化“军队经济”主线对经济稳定主线的支持力度,以加强两者的兼容性,使之共同推动经济回稳向好。这种转向的根本途径是激发私营部门活力。考虑到潜在的政治风险,塞西政府在短期内不会限制军队经济发展,而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劳动力和企业能力建设等措施激发私营部门的活力,以实现有限的“双线并轨”。     

新冠疫情冲击下埃及经济改革探析

塞西执政后,埃及推行了旨在稳定经济和发展军队经济的“双主线”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包括国际收支平衡改善、财政赤字收窄,军政关系和执政根基更为牢固等。然而,军队经济的扩张抑制了私营部门的活力,导致经济增速偏低。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埃及经济改革的前期成果遭到削弱,既往的改革路径举步维艰,转向势在必行。“双线并轨”成为未来埃及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即强化“军队经济”主线对经济稳定主线的支持力度,以加强两者的兼容性,使之共同推动经济回稳向好。这种转向的根本途径是激发私营部门活力。考虑到潜在的政治风险,塞西政府在短期内不会限制军队经济发展,而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劳动力和企业能力建设等措施激发私营部门的活力,以实现有限的“双线并轨”。     

被低估的盟友:埃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北非—地中海战场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埃及是该战场的关键国家。埃及在战略、政治、军事和经济四个方面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战略方面,埃及担负英国海外军事首都的角色,开罗是盟军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协调中心、补给中心和航空枢纽;在政治方面,埃及率先断绝与轴心国的外交关系,秉持坚定的参战立场,营造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加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支持联合国的筹建;在军事方面,埃及军队参与本土防御,协助英军对抗德国和意大利军队,保卫苏伊士运河,为50万盟军过境提供便利;在经济方面,埃及在物资、人力、交通运输、财政、科技、医疗等多个方面为盟国提供大力支援。埃及的贡献为盟国取得北非—地中海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奠定了埃及战后民族独立、成为中东地区大国的基石。     

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政坛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它通过组党、组建政治联盟、引导过渡期政治安排等措施,巩固了其在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由于穆兄会在组织结构、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加之埃及世俗政治力量的式微,它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有望在议会选举中胜出。迄今为止,穆兄会的政治议程尚不明朗,但政治现实将促使其趋于务实。穆兄会的经济政策与穆巴拉克政权相似,使其难以领导埃及实现经济转型。与此同时,穆兄会的崛起将促进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党派走向联合,引发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动。当然,穆兄会上台也为埃及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宪法公投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

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开启了埃及政治重建进程。2012年岁末围绕宪法公投的政治危机乃是"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社会政治力量格局演进的逻辑结果。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左右埃及社会进程的三大力量。宪法危机的实质是未来埃及社会政治走向的大博弈,其背后是埃及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以及总统与司法部门的冲突。军方在埃及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利益和影响盘根错节,其在平衡宗教、世俗两派中努力保持"局势仲裁者"角色。在相当程度上,这场宪法公投危机折射出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变局曲折复杂的演进态势及其发展前景。穆尔西访华有助于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全球化挑战埃及:历史、问题与对策

全球化在现代化改革、文化传统以及国际政治地位三个方面对埃及形成挑战.从当前看,加速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行国内经济改革是埃及成功应对全球化的根本措施;积极谋求地区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合作,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化是埃及迎接全球化挑战必须依靠的力量;正确对待和处理全球化背境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埃及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融合型防政变策略与埃及穆巴拉克时期的军政关系

军队在共和国时代的埃及国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埃及历任总统大多拥有军队服役背景,但埃及历届总统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可靠。与前两任总统纳赛尔和萨达特任期内部分处于战争状态不同,埃及在穆巴拉克时期已经进入相对和平的时代,政府控制军队的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认为,防政变策略是执政者追求稳定军政关系的重要手段,主要分为融合型和隔离型两类,且该策略在社会危机期间对维护军队忠诚度的效果存在局限性。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主要采用了融合型防政变策略,其手段表现在退休军官的政府任职、退休军官的公共部门任职和对现职军官直接给予现金支付等三个方面。这些融合型防政变策略也导致了埃及军队的商业化和防守化,并最终使得该策略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逐渐失效。     

全球化挑战埃及：历史、问题与对策

全球化在现代化改革、文化传统以及国际政治地位三个方面对埃及形成挑战。从当前看，加速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行国内经济改革是埃及成功应对全球化的根本措施；积极谋求地区经济合作和国际经济合作，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化是埃及迎接全球化挑战必须依靠的力量：正确对待和处理全球化背境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埃及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关系研究——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

政治伊斯兰是中东政党制度中特殊的政治力量,它在政党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世俗政党之间的互动对政党制度以及国内政治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埃及,以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强大,它与世俗政党的关系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且以竞争为主。究其原因,穆兄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埃及世俗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两种思想政治斗争的集中体现,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冲突;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力量虽然具备接受埃及世俗政治统治现状的意愿,但其言行常有矛盾之处,难以获得其他世俗政党的充分信任;当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和其他世俗政党无法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时,它们转而讨好当权者以获得政治资源,由于可供竞争的资源有限,二者的竞争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关系。     

埃及与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其8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几经沉浮,现已成为当前埃及境内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并将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政局走向、社会转型产生巨大影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研究不能囿于惯性思维而将其视为"激进组织",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还原其历史真相,特别是要看到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对自身"激进思想"的修正,从而对它有更加全面、公正的认识。     

埃及社会救助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到路径突围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而言,埃及的社会救助制度经历了制度形成、过度扩张、路径锁定、路径突围四个历史时期.在历史制度主义框架下,宏观制度背景塑造了救助制度的发展结构,关键节点创造了变迁机会结构,行动者的策略推动了埃及救助的制度变迁.此外,影响埃及社会救助制度变迁的特殊因素在于,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建立的"社会契约"始终是自纳赛尔至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历届政府遵循的执政原则,在"社会契约"的影响下,埃及救助制度的民粹主义特征不断自我强化,将其锁定在既定发展轨道.随着塞西政府推行社会民生领域的改革,救助制度的消极路径循环演变为阻碍改革的逆向张力,伴随改革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风险,都成为影响埃及未来政治社会改革的重大挑战.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妇女事业的发展与困境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妇女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力度明显提高。穆巴拉克政府重视妇女工作,注重从立法层面保障妇女权益和大力改善妇女经济与社会地位,推动了埃及妇女事业的发展。同时,埃及妇女事业发展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穆巴拉克政府的妇女政策存在局限性;埃及妇女失业问题严重,生存压力大;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频发等。尽管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妇女事业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妇女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妇女依然是埃及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难题之一。埃及妇女的解放与发展,除政府推动外,妇女自身也需要更多地参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     

开罗史话

埃及首都开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名城之一.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执政时期(634—644),新兴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开始大举对外扩张,639年末,阿拉伯名将阿慕尔率军挺进埃及,翌年1月轻取距现在塞得港不远的法尔玛,打通了前往拜占庭军队在埃及的军事要塞孟菲斯的道路.经7个月的包围,阿拉伯军队于641年4月6日攻破孟菲斯,接着向埃及首府亚历山大进军,迫使拜占庭帝国驻亚历山大总督居鲁士向阿慕尔立约投降,从而结束了拜占庭帝国对埃及的统治,埃及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阿慕尔根据欧麦尔的命令,在孟菲斯城外搭帐蓬、建住宅,并把它定为埃及新首府,取     

以色列和埃及的天然气合作:动因、问题及影响

天然气合作是埃及与以色列重要的合作领域.2008年埃及开始向以色列输送天然气,后因埃及政局变动而中止.之后不久,能源匮乏的以色列因勘探突破一跃成为天然气出口国.而能源需求迅速增加的埃及却受制于探采不足、产能下降等问题,出现天然气紧缺的状况.以埃在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角色反转,变为以色列向埃及供气,这使得两国重新调整合作的战略预期.以色列希望通过天然气贸易与合作获取经济利益,提升地区政治地位;埃及则欲借助自产及进口的天然气,试图将自身打造为地区能源枢纽,扩展政治影响力.以埃两国实现了天然气生产、货贸的分工协作,并走向欧洲及国际天然气市场.虽然以埃天然气贸易与合作还面临着地区局势不稳定、商业风险和埃及的反以情绪等挑战,但通过天然气合作,以埃两国加深了经济联系,稳固了政治关系,提升了在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力,并将对中东地区稳定乃至政治格局变化施加影响.     

收复苏伊士运河前前后后——埃及前经济财政部长谈内幕

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为全世界所瞩目,西方更是惊恐.接着,发生了英法以三国武装侵略埃及,对埃及实行经济封锁.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埃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使当时的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前前后后交织着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种因素.1955年至1960年,我担任埃及经济财政部长,亲身经历了这一艰难曲折又激动人心的全过程.事情的起因是从商谈高坝工程资金开始的.     

新一轮动荡期的埃及局势分析

埃及政局突变,穆尔西执政一年即被赶下台,是穆兄会执政后多方面举措失当所致。进入动荡期的埃及面临着各方的激烈较量,穆兄会同军队之间的较量也将加剧,过渡政府难有作为,外国干预会不断加强,军队和反对派面临考验。     

埃及的人口问题和埃及政府的对策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一次专门讨论埃及人口问题的会议上指出,埃及的人口膨胀已经相当严重,如何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埃及的前途和国家的繁荣。埃及的农业和粮食保障部长也认为,由于人口增长太快而造成的粮食短缺,影响了埃及经济、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这已成为埃及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鉴于当前埃及人口增长率降不下来,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埃及政府的当务之急。     

挑战与机遇并存——埃及外长在埃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讲话

在新旧世纪交替,国际社会的思想内容和行为方式发生急剧变化之际,埃及竭尽全力地振兴和组建功能各异的研究机构,以跟踪、评析对外政策、国际经济、人权问题以及与信息、环境等密切相关的新问题。在此形势下,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应运而生。它的成立是埃及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埃及21世纪的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今年6月,在埃及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