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条约解释中的外国投资者人权义务

随着国际社会对跨国企业人权义务的重视,人权保护在国际投资法领域也逐渐得到认可。然而在国际投资仲裁的条约解释中,投资者人权义务涵摄于国家人权义务范围内,这不仅会使人权概念在法律论证中降低说服力,还会误导投资者怠于承担社会责任。透过复杂性理论来看,仲裁庭受缚于二阶观察的历时性方法,难以应对投资环境中的人权期许。因此需将视角推至三阶观察层面,选取教义学方法将人权理念代入具体国际投资条约条款,完成信息冗余的处理以确保系统内部之多样性。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在解释上具有基础性、包容性和模糊性,更易解释人权给投资环境稳定性带来的变动,应将其加入投资者人权义务的概念与标准,以此应对人权对国际投资法带来的冲击。     

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的期待”原则

"投资者的期待"是源于国内法中的"合理期待"而越来越多地适用于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国际投资仲裁庭经常援引"投资者的期待"作为裁定东道国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和间接征收条款的依据.从相关国际投资仲裁案例中可以发现,尽管"投资者的期待"原则在间接征收和公平与公正待遇诉讼请求下均有涉及,但是国际仲裁庭在处理公平与公正待遇诉求时对该原则做出了更为宽泛的解释.     

晚近投资条约的自由化发展述评——兼评我国的投资条约实践

晚近以来,投资条约的发展出现自由化和多边化的态势.各类投资条约和中国投资条约实践中所产生的变化显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某些自由化投资规则上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在WTO多边投资协议问题上也存在许多分歧,但是国际投资规则将以渐进方式实现自由化.我国应反对制定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承受能力的自由化条款,并通过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促成有利于东道国的投资规则的形成.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模式已进入"深度全球治理"的更高层次。深度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结构、治理模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反映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所发生的变化,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资本与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一度失衡的权利义务进行纠正的努力。如何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切实提高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进入全球治理核心权力圈的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基础研究的认识嬗变与后危机时代的科学政策

后危机时代,基础研究进入国家科学政策的中心。生产卓越的、有影响力的科学知识产品是当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寻求基础研究的现实作用和社会意义是政府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重要理论预期。虽然基础研究的外延仍在不断扩展,基础研究所展示的研究范式仍在不断演变,但基础研究不断地被赋以目标、战略、解决危机等诸多新的价值判断却已经成为政策界的共识。同时,＂基础研究＂作为边界概念所保护的科学价值仍然是科学精神的关键所在,也是在制定科学政策过程中政府与科学共同体最需要保护的内容。     

后危机时代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中小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重的冲击。然而在＂后危机时代＂,随着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国际转移,中小企业凭借小规模适用性技术、决策管理灵活且决策效率高、产品多样化可以适销于各种市场的优势,积极利用自贸协定下所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选择重点目标市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打造海外园区形成中小企业投资的集聚效应,以并购的方式,将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长线产业、已经发展成熟且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以及能够弥补国内资源短缺的采掘业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还应加强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投资,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中欧BIT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基于中加BIT与CETA的比较分析

里斯本条约赋予欧盟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专属权能。CETA投资章节是欧盟签署的第一部国际投资条约,其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代表了欧盟在该机制构建上的立场,是我国制定中国-欧盟BIT谈判策略的重要参照。与中加BIT中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CETA更加复杂全面,包含若干以往投资条约没有的新规则,主旨在于给予国家对机制更强的影响和控制。其中多数创新可为中欧BIT所采纳,对部分新规则的作用和价值则需要进一步澄清和斟酌。     

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国家责任的演变

本文阐述了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有关国家责任之争及其解决，分析了现阶段及将来国家责任争执的焦点及可以用作解决争议的机制，对此，我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予以充分重视。     

最惠国条款适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利弊分析——以投资者母国为视角

最惠国条款是国际投资条约的核心条款之一,对国际投资的自由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现代大量国际投资条约中规定了东道国—投资者争端解决程序,这种程序在不同的投资条约中内容不同,且在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由此产生了最惠国条款能否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问题。从国际条约法的理论来看,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在国际投资条约中规定了最惠国条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缔约国各方的利益,而非减损其利益。从投资者母国的角度来审视最惠国条款扩大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国际仲裁实践,对投资者的母国而言弊大于利。这将严重影响投资者母国对其所签订的投资条约中承担法律义务的理解和合理判断,甚至违背了其缔约的本意。因此,除非缔约国在条约中明确规定此种适用,否则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不应包括投资争端解决程序。     

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的再思考

实践教学是培养应用型外贸人才的重要保证。全面阐述了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实践教学的新要求，深入分析了国际贸易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实践教学的优化路径。     

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资法的转型——兼谈中国的状况

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资法的转型表现在国际投资条约内容的新发展和仲裁实践的再调整.这种转型的推动力是各国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以及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投资体制的批判.中国兼具资本输入国与输出国的双重身份,是国际投资法转型的代表和中坚力量.国际投资法的转型表明,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但实质上只是对国际既有经济秩序的改良而已.中国在考虑制定新的高水平BIT范本时,应当审慎平衡投资者和国家利益,完善对二者的保护.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体系转型:俄罗斯的主张与应对

金融危机削弱了西方对世界的领导能力和优势心理,客观上加快了国际力量的分化与重组,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推动转型期的国际关系加快趋向于多极国际体系。鉴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自身国际地位的加强,俄罗斯开始明确宣示自己的国际新秩序主张,并积极参与全球及区域治理机制,以争取扩大国际体系转型中的话语权。     

从自由走向发展: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治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各国纷纷采取限制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措施.保护主义措施在短期、局部是可能有好处的,但从长远和整体的向度观察则是有害的.当前,国际贸易治理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自由开放的世界秩序.国际社会应着眼于构建和强化多边的自由贸易框架,而不能任由保护主义泛滥.在国际贸易回复通畅自由的市场之后,就需要进一步强化以往促进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规范,促进世界的公平、持续发展.就国际贸易秩序而言,无论是恢复自由还是促进发展,最有效的治理手段都是法治.中国应积极参加并努力推进从保护回归自由、从自由走向发展的国际贸易治理趋势.     

后危机时期拉动消费的可行性及措施

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进入后危机时期。受危机影响,当出口需求受挫时,要保持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及时拉动国内需求以填补需求缺口,如今已成为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政界的共识。拉动消费需求不仅是刺激经济的必要手段,还具有关注民生的重要性。目前我国消费需求处于稳步增长阶段,但仍有十分广阔的市场空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城镇化建设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目前经济背景下拉动消费需求不仅是可能的,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消费能力;积极倡导新型消费观,努力改善消费信贷的可获得性;鼓励企业成立相对独立的工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展开活动;缩小城乡、地区、行业的收入差距,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培育新的消费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消费信心,才能更好地拉动消费,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技术创新：一个文献综述

新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已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本国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也是十分重要的渠道.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已经成为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     

国家公园社会捐赠:国际实践与启示

在全球国家公园建设普遍面临经费短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吸引社会捐赠是国家公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搜集整理一些代表性国家公园,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公园相关的法律文件与政策,对各国的国家公园社会捐赠的概念与内涵、类型与程序、募集与资金管理、捐赠者回馈与收益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国家都通过法律对国家公园社会捐赠的运作机构与管理形式进行了规定,同时也明确了捐赠者和受捐者的权利与义务,并通过税收政策对社会捐赠进行鼓励与支持.最后探讨了代表性国家公园的社会捐赠制度对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演进与创新路径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政策网络理论梳理其演进过程后发现,府际、生产者、专家网络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搬迁形式呈现出从移民自主开展到多方协同合作的总体特点。目前,该政策在资金支持、组织领导、政策体系与保障力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存在瞄准失焦、执行偏差、衔接缺乏、力度不足的问题,需要各网络主体通过形成共同价值选择、推进多元协同行动、实现体系优化来推动政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