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从“诗言志”与“词缘情”看贾宝玉的“志”与“情”

“诗言志”与“词缘情”这两个诗学命题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志”与“情”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其独特的人文情感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可谓既有“情”又有“志”。对于这种“情”与“志”的情感,曹雪芹将其升华。本文依据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志”,来分析曹雪芹的情感价值观。     

志情相融 别具意韵——中国古代讽刺诗初探之二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志”与“情”的争议是时起时伏,掀波旋流。或主“诗言志”,或日“诗缘情”,或谓志先情后,情以代志。“春秋战国到汉代末年,都崇尚诗言志之说,到了六朝一变而为‘缘情’。”宋元明以后则大兴所谓《诗经》主志,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三主”论是否符台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禅沿的实际,非本文重点所在。至少说中国古代讽刺诗的“志”与“情”是难分难解的,不能硬行给其套上“三主”。一“诗言志”是先秦文论给诗歌内涵下的最早定义,并见诸(《尚书·尧典》:“诗言     

诗经汉学抒情本体论辨析——以孔颖达“情志”观为中心

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诗经汉学的集大成者.郭绍虞先生认为孔颖达已经将"诗言志"中的"志"同"诗缘情"中的"情"统一起来.其实,诗经汉学将情感体验纳入了特殊规范.孔颖达所谓的"情志"被更严格地限制在政教规范之中.孔颖达通过对"感物说"的引进、改造,对"诗人"身份的特殊处理来实现这一理论意图.他用"感物说"解释"情志"的产生,又将"物"限定为政教善恶,从而使感物而生的"情志"被彻底束缚在"政教"这一核心之上.他将诗人与诗歌所描述的情感事件的主人公区别开来,为每首诗都是诗人"有感于政教善恶"而表达"美刺"之志的阐释提供了理论形式,并且进一步要求诗歌所表达之"情志"必须超越个体的经验,而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和政治道德合理性,从而将抒情诗歌的情感本体彻底意识形态化.     

“诗言志”中“志”的政教与审美二重性的折变——试论“志”的本质内涵

传统的诗学命题"诗言志",其核心在于"志"。"志"在三个阶段有不同的内涵:上古原始祭祀中诗谣存在的群体意向带有宗教情感;春秋时代诗志与礼乐政教紧密结合,在实用主义笼罩下折射出的人格人性之美及其冲破藩篱的个人情志;战国至汉愈益张扬的情与志的冲突与融合。由此得出,"志"是以人格人性为原核,以理性为向导的一种情感心理,其政教与审美的二重性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通过不断冲突融合而逐步建立、巩固起来的。     

“诗缘情”的美学意义

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出发探讨了各类文体的特点,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论点.他是鲜明地举起“诗缘情’大旗的第一人,也是古代文论中对情感的关注由外在功用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对感情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尚书·尧典》云:“诗言志”.当然“志”的本义也包含情感的内容,情与志不是绝缘的.然而在上古社会里,人们往往偏重从功利的角度去解释“志”,文学成为“言志”的工具.这样,“诗言志”不仅限制了诗表现情感的疆域,而且还把它框定成一种服从政教功能的合乎封建礼义的规范情感.《诗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     

“诗言志”的现代诗学价值?

“诗言志”的思想是在上古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诗歌的理性总结。诗学史上对“诗言志”理论的理解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由重志到重情,再到情志并举,体现了古代“诗言志”思想发展的过程。“诗言志”在今天仍有积极的诗学价值：首先写诗要解决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问题。其次要清楚诗歌以什么来言志抒情,诗作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再次要懂得诗是神圣的,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最原初的质素,因此对诗歌要有敬畏感。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