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智慧:物理学重建的理论基础

"物理学的基础结构注定要坍塌,并将重建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这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学会主席、美国哲学学会副主席惠勒教授,在中国演讲时所下的结论.在惠勒演讲集的第一页上,出现了中国文化源头的太极图,远古的太极图与现代物理学重建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太极之中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智慧,能来解答这一问题吗?     

红山文化的文化基础——兼论红山文化的文明成就

红山文化文明成就是人类漫长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积累的结果。红山文化以前累积的筑屋文化、用火能力、服饰文明、经济基础、天文历法知识、婚姻革命、祭祀礼仪等因素,是红山文化的文化基础,在红山文化形成了一个集大成的文化高峰。     

"五行配五"的文化含义及其科学价值

“五行配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与精髓,“五行配五”文化的基本含义及其科学价值已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天文、历法、人的思维模式、礼数、医学、音乐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并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     

黄帝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及其特点

黄帝肇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始祖"、"人文始祖".黄帝时代所开创的业绩几乎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在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物理学、地学、医药卫生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创造发明.黄帝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具有中心性、融合性、辐射性、不平衡性等特点.     

坐集千古之智——论方以智的治学主张和实践

<正>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他在哲学、文学、数学、医学、物理学、音韵、训诂、天文、历法、地理诸方面,都深有造诣,是这一时期罕见的通才。方氏的学术成就,与其独特的治学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方氏在治学问题上,崇尚什     

《太玄》与西汉天文历法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哲学家都存在轻视自然科学的倾向。有的哲学家虽然注意从自然科学中吸取哲学养料,但基本是属于利用自然科学的材料,来论证自己的某些哲学观点的。真正达到把自然科学成就上升为哲学体系高度的人,西汉末年的扬雄,可谓是这方面罕见的代表。他在《太玄》一书中,吸收了西汉天文历法的科学成果,建立了一个以玄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本文拟就《太玄》与西汉天文历法的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了解哈萨克族文化的新著--读《哈萨克族文化大观》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学者贾合甫·米尔扎汗主编的<哈萨克族文化大观>是新疆哈萨克族和汉族许多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2001年10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14章,包括历史渊源、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体育、政治与军事、哲学思想、新闻出版、建筑与文物古迹、商业贸易、交通、经济生产、新疆哈萨克族当代文化转型进程及表现等方面.书中有些内容,如历史渊源、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尼合买德·蒙加尼、苏北海和贾合甫·米尔扎汗先生等曾有过研究.由于新资料和新观点的出现,所以该书在这些方面论述比以往更加深刻、全面.以往对哈萨克族的研究,很少从文化角度去论述科学技术、政治与军事、伦理道德、新闻出版、商业贸易等方面内容.书中"宗教信仰"一章较为详细,"风俗习惯"一章也有新内容,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该书吸取了以往哈萨克族文化研究的成果,并有所创新,这对哈萨克族文化研究是有益的.     

桂林王城旅游开发建设构想--桂林历史文化旅游系列研究之五

桂林王城是广西重要历史文化遗址,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桂林王城应建设成为一个以王城博物馆为核心,包括科举文化馆、桂林民俗博物馆、广西珍稀动植物馆、天文历法科学馆、艺术陈列馆、旅游研究所、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演艺中心等九大院馆所组成的王城博物院和一条王城明文化步行街、一个独秀峰景点的集历史文化旅游、教育旅游、山水风光旅游、文化教育学术艺术交流与旅游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从日食论古代科学的经验理性主义性质

日食在古代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在星占学中,日食是最严重的灾异之一,皇家在日食时必须进行救禳。由于预报日食的需要,古人对日食的科学认识在不断加深,天文历法不断发展且日益精密。但科学认识的进步没有消解对日食的宗教性迷信,救日仪式不仅延续到清代,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科学不同于西方的科学主义,它以理性服务于宗教和人事的生活目的,与神秘主义相兼容,是一种经验理性主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维,因此也就无法发展出近代科学。     

游艺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游艺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的一个侧面

游艺在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过程中,对"科学"和"伪科学"进行了划界:把天文测算与吉凶占候区分开来;把地理观察与风水堪舆区分开来;把"科学"含义上的"数"与吉凶含义上的"数"区分开来。在他之前,徐光启、熊明遇、方以智都曾对占验文化进行过批判,使其划界工作有了理性自觉的思想基础。而这种划界,又使他构建的儒家天道更加倾向于科学天道,使儒学天道在不放弃人文理性的前提下,达到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和谐。这种划界,既符合其研究天文历法的主旨,也对应于天道和人事联系的理性内核。当然,他的划界也具有不彻底性,其根源在于:他的科学理性和儒家性命文化中与占验有关的内容有融合的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