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

本文主要对“2 0世纪中国文学”观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 80年代中期提出的“2 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是应学术界、文学界解放思想、突破政治对文学束缚的时代性要求产生的 ,显示出其世界性、全球性的研究胸怀与视野 ,受到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但是 ,时至今日 ,这一文学观又有明显的局限 ,这主要表现在未能突破文化对文学的束缚 ,成为一个非文学性命题。这种非文学性具体表现在现代性、共同性和文体性三个方面。进而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性”思路 ,即以“文学穿越文化政治”的思路代替“文化政治推动文学”的思维 ,从而体现文学对文化政治现实进行“本体性否定”的文学性要求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后,因其概念的中性色彩与包容性,它远远优越于以往革命、启蒙、汉学等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阐释角度,从而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现代性又是一个无比混沌的概念,学界目前对文学现代性的定义仍难有结论。现代性进入文学研究视野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文学研究淹没在文化研究中。为重建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规范,文学研究应该始终立足于文学,以具有形式审美、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文学性”为研究对象。     

我们如何想像中国现代文学--关于当前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反思

“现代性”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存在着问题。阐释和想像中国现代文学时应持有这样的态度和立场:重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坚持以丰富的文学感性事实为依据,以文学的审美感性特征为出发点和归宿,既要坚持“拿来主义”,又要坚持“以我为主”,努力开拓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境界。     

翻译现代性:剔除、强化与妥协——对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英、法文学译介的跨文化解读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来源,“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五四时期,《小说月报》大力译介英国、法国文学,摸索了剔除、强化和妥协等三种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途径,形成了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的“翻译现代性”理念与实践。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经“翻译”而来的文学“现代性”追求是复杂而多向度的,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不只是一种打通了域外文学／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之间界限的中国“现代文学”构造过程;而更多是一种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和语境的差异与冲突间的跨文化抉择,也是一份消弭了文学性／社会性彼此不同指向而呈现出自省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交混的矛盾而又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     

如何深化与推进佛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

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今天,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后10余年,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课题,有文学本体认知的深化,更有文学史研究不断调整思路的重要意义。这一论题本身既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历史先天性联系之特性,又表现了传统文化自身活力予以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些年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涉猎到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无论是文化传统本身的文学整体辨析,还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探寻,甚至作家作品的文化剖析,都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知。这使得文学史不断被重写,作为文本的作品被重读,大大扩展了文学生成的新资源。有鉴于此,本栏目特邀请杨洪承、李怡、何锡章、谭桂林、王彬彬等五位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问题发言,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     

传统与现代:"二元"如何"对立"

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今天,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后10余年,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课题,有文学本体认知的深化,更有文学史研究不断调整思路的重要意义。这一论题本身既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历史先天性联系之特性,又表现了传统文化自身活力予以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些年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涉猎到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无论是文化传统本身的文学整体辨析,还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探寻,甚至作家作品的文化剖析,都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知。这使得文学史不断被重写,作为文本的作品被重读,大大扩展了文学生成的新资源。有鉴于此,本栏目特邀请杨洪承、李怡、何锡章、谭桂林、王彬彬等五位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问题发言,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     

鲁迅笔下的无赖儿郎--也谈鲁迅对流氓文化的批判

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今天,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后10余年,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课题,有文学本体认知的深化,更有文学史研究不断调整思路的重要意义。这一论题本身既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历史先天性联系之特性,又表现了传统文化自身活力予以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些年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涉猎到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无论是文化传统本身的文学整体辨析,还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探寻,甚至作家作品的文化剖析,都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知。这使得文学史不断被重写,作为文本的作品被重读,大大扩展了文学生成的新资源。有鉴于此,本栏目特邀请杨洪承、李怡、何锡章、谭桂林、王彬彬等五位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问题发言,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浪漫精神退位的文化解读

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今天,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后10余年,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课题,有文学本体认知的深化,更有文学史研究不断调整思路的重要意义。这一论题本身既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历史先天性联系之特性,又表现了传统文化自身活力予以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些年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涉猎到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无论是文化传统本身的文学整体辨析,还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探寻,甚至作家作品的文化剖析,都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知。这使得文学史不断被重写,作为文本的作品被重读,大大扩展了文学生成的新资源。有鉴于此,本栏目特邀请杨洪承、李怡、何锡章、谭桂林、王彬彬等五位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问题发言,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     

传统与现代:创造性的文学生成--关于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思考

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今天,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后10余年,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课题,有文学本体认知的深化,更有文学史研究不断调整思路的重要意义。这一论题本身既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历史先天性联系之特性,又表现了传统文化自身活力予以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些年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涉猎到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无论是文化传统本身的文学整体辨析,还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探寻,甚至作家作品的文化剖析,都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知。这使得文学史不断被重写,作为文本的作品被重读,大大扩展了文学生成的新资源。有鉴于此,本栏目特邀请杨洪承、李怡、何锡章、谭桂林、王彬彬等五位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问题发言,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     

《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语词既是对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存在的历史指称,更是对文学意义的价值表述。就其文学意义而言,它主要体现为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现代性”和“中国性”（民族性）的价值追求。回顾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它的“内容”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和阐释要比研究它的“形式”意义深入、复杂得多,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的“现代性”和“民族性”也是其获得独立性和丰富性的重要标志。所以,探讨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渊源与流变、独特性与丰富性问题也就显得日益重要而紧迫。关于文学的文体形式…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理论具有客观主义的特质,史学文本写作实践却表现出反客观主义的文学化情形,由此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并延展到近代史学,构成考察整个中国史学脉络的一个线索。史学文本中的文学化现象表现在许多方面,具有必然性和认识论上的某些理据,时常造成历史认知的变形。反文学的史学文本思想则缺乏历史认识论的澄明,甚至成为悖论,但客观主义的史学文本书写规则并未因此而失效。将古今之文本理论与史学实践结合起来,参照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予以观照,对史学观念颇多警示与警醒作用。后现代主义逼使客观主义深刻地反躬自省,然而,无论史学文本具有多么强烈的诗性结构,“历史真实”的概念却依然可以成立,史学文本所表现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都无从抹煞。将后现代主义中“异化的力量”“解构”掉,吸取其“合理内核”,历史学将变得更加自信。     

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视阈——近年来文学研究热点问题透视

近年来文学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有不同的几种倾向,一是从文化的视角观照文学,二是文学的文化批评,三是社会文化语境里的文学文本研究。在文化研究成为显学的时代,文学自身特性的探讨亦引人关注,于是有对"纯文学"的讨论,对"文学性"问题的回顾,对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思考,为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提供了从整体上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理论视阈。其焦点是文艺审美现代性与社会世俗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已成为后现代语境里的一项未竟的事业,面对文学消费的大众化与时尚化,以及图像文本与网络文学对传统的文学感知和表达方式的颠覆,文学研究除了坚持追求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伟大文学传统外,是否还可以从后经典叙事学和互文性理论获得一种非文学的另类思路?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     

辩证法的命运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视角来透视和检讨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命运,无论对于深化辩证法研究,还是推动中国现代性课题的探讨,都是十分重要的理论生长点。辩证法在近代思想史上是作为现代性论证的人文解放叙事而产生的。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后,它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内在关联,辩证法解释模式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演化,表现着人们对于中国现代性建构认识的变化与深入。但面向未来,批判性地反思辩证法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所蕴含的总体性逻辑,是辩证法研究必然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中国史研究中的后现代倾向

在历史领域,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西方史学及其历史观念的全面批判与反思,使人们日趋看到在现代性遮蔽下的历 史样貌,并逐步建构出一个后现代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体系。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后现代倾向的中 国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将其史学实践与理论体系进行双向分析的可能。从此路径,我们大体可以窥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领 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以及应用的界限与限度。     

关于建国后27年文学现代性的思考

建国后27年文学是否具现代性的问题是近几年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否定论者把个体人性价值作为文学现代性的唯一标准,并将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社会解放与个性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从而认定现代性断裂的观点难以让人接受。文学现代性应是一个综合指标,它以具有内在联系的多种形态存在于27年文学之中。个性主义作为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的压力下也顽强地存在于一些政治化文本的潜在层面,留下了难以擦抹的痕迹。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论吴宓的古体诗写作

研读新版《吴宓诗集》,结合吴宓的文化立场与诗歌见解进行考察,可以见出,吴宓的古体诗写作系近代诗界革新的继续努力,是他“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的自觉践履,也代表了20世纪白话诗以外的另一创作方向,文学史与诗歌史研究均不应回避。吴宓诗作表现了他在抒写感情方面的现代特征,及贯穿其中的文化理想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