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大诚对日本明治"国学"与近代神道学关系的研究

藤田大诚对日本明治时期"神道研究"如何兴起进行了考证,通过整理、分析日本明治时期进行"神道学"兴起以及发展脉络,他认为传统"国学史"的神道研究,是在传统性的"国学"系的学问的基础上,导入了近代以后"哲学"的学问给予了刺激的结果.藤田大诚还论证了日本明治时期的国学与近代神道学的关系,指出大正时期的"近代神道学"成立的前提,是以"国体"的学问、同时排除"神道"的宗教性作为"近代国学"发展的根据,在强调日本固有之学这点上,日本近代"国学"与"神道学"具有一致性.     

道学谱系下的张横渠"气"论研究

本文认为,被看作道学家的横渠,其学说只有在道学的语境下加以解读,才是合理的解读.横渠"气"学的要义不在于建立一种"气"的本体论,而在于与之相关的工夫论.就工夫论而言,横渠最大的贡献是从"气质之性"的角度来讨论"气"的问题,从而将人的气禀问题引进到道学的视野之中.     

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     

儒家“学”的特质及其当代意义

"学"是自孔子以来儒家最为推重的。它首先是为己之学,面向个体的德性成就;其次是乐学,面向个体的精神愉悦;最后是上达之学,面向超越的天德。儒家"学"的三个面向不是平列式的,而是连为一体的,它既指向人,又指向天,最终通过"学"这一纽带,实现实然层面的天人合一,回归儒家哲学的精神主旨。这对于纠正和引领当下学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濂辨儒

宋濂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之一,他以道学自任,并从道学的角度对诸子之学进行了细致地辨析。儒可以区分七类,其中道德之儒不仅不是"不足用"和"少功",相反是"千万世之所宗"。对儒的辨析和重"道"的道德之儒的重视,充分反映出了宋濂"以道学为任"的政治理想。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湘学原道意识的成因

作为儒学地域化产物的湘学,其最鲜明的思想特色、学术成就是具有探索大本大源的原道意识.一方面,荆楚文化对天地之道的不懈求索,湖湘流寓学者对宇宙与人生之道的思考,构成了湘学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湘学形成于道学鼎盛的两宋时期,它自觉承担了重建儒家之道的使命.故而湘学表现出强烈的原道追求.     

和谐管理的传统文化视阈——基于中庸之道的当代发掘

置身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培植和谐管理理念.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处世智慧,其实质以朱熹的话说是把握两极之间"恰好的"和谐智慧.儒家以中庸为基本原则,对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这样三重关系所给出的三大命题,即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充分体现了其"恰好的"和谐管理智慧.它对如何打造和谐企业给出了非常具有"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引:天人合一作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它是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的基本决策原则;人我合一作为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致中和"的和谐境界,它为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管理伦理原则;欲理合一作为人自身内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目标是达到"中行"的内心和谐状态,它为现代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最基本的修行原则.     

杨守敬的碑帖并重思想

作为清末民初的著名书家,杨守敬在清代碑学和帖学的兴衰中,站在历史的高峰上观察时变,客观、全面地对待碑帖,以中和持平的观点,提出"碑帖并重"的思想,主张"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从而促使晚清碑帖两大流派的合流.     

从《宋元学案》看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影响——以党禁与杂学为中心

全祖望通过为关系到两宋的治乱兴亡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党禁与庆元党禁设立学案,反映了宋代儒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影响及其兴衰历程,并通过考证《元党人碑》确定了元党人的范围。王梓材考察了宋末反道学的学者周密对于道学流派,以及对假道学、道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丰富了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全祖望为作为北宋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初期的官学并与洛学相对立的王安石新学,被朱熹视为杂学的三苏蜀学,以及宋元过渡期间被视作王、苏两派之余波的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朝儒学设置学案,肯定了道学的反对派新学与蜀学的思想史地位,阐明了王安石经学的学术价值,进而从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了金代儒学代表人物李纯甫与赵秉文的三教合一论。     

荀子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的历史向度

苟子人性论是儒家思想史的特例，儒家学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于苟子性恶论的观念。其中孟子重在以超越的价值感受性来规定人“性”，区别于苟子的自然主义式的性恶观念；朱熹侧重分析心性的不同可能性，指出在人“心”中存在着对恶的自觉和向善的实践力量，以此纠正苟子对性恶的简单判定；而王阳明则以“性觉”论辨析人“心”的善与恶的来源，对苟子和程朱的理论皆有所辨正。     

王守仁的“诤友”唐伯元

唐伯元是明代潮州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反对王阳明的“心学”之说,倾向于荀子的性恶论。本文以文献资料中有关他的哲学观点与治政为学观点的言论材料为据,力图阐述其“心”在善“性”与恶“身”之间的哲学思想和“君子正己以先人.亲贤而容众”的政治思想,以及南北互补的诗歌观、道德观。     

马克思主义对古希腊人学思想的批判继承

古希腊哲学家初步探讨了人的自然属性、精神属性(理性),天才地猜测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古希腊人学思想的批判继承,主要就是围绕人性论展开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古希腊“自然人性论”、“理性人性论”、“社会人性论”的批判继承,从而拨开了自古希腊以降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种种迷雾,建立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论。     

船山心性论分析

船山创造性地诠释了张载关于“太虚”的观念,提出了“气”本体论,并以“气”本体作为其重新阐释儒学心性论的天道依据,全面阐发了“性”、“心”之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性情论,未发已发说,道心人心说等心性论各个层面的问题。船山对儒学心性论的解释,贯穿着“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以健顺五常之理融合于清通”的主题,突显了儒家传统性善论的主体性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圣学思想。其目的在于,克服宋明理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及其在精神气质上与儒门之正学的张力和偏差,以便回归儒门之正学,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至上地位。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物身、心物关系论述中所体现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之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论、邵雍的“体用交”论揭示的正是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而程颐的“理由心上得”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至于张载的“内外合”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做出了统一性论述。     

齐物论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内涵及其关系论析

齐物论阐明了人要做到无我、忘我的理想境界,就必须齐万物、齐物我。以庄子之见,一切事物之间没有本质分别,在＂道＂的高度上具有＂齐一＂性,人和自然是合而为一的。自然中心主义主张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所有生物,乃至大自然,其立论根据是认为自然也具有内在价值。齐物论与自然中心主义有诸多不同,但是可以相互影响,共同为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一方面,齐物论有助于人与自身、人与人关系的构建。另一方面,齐物论主张的平等心智与自然中心主义一样可以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从老子到《管子》四篇:“道”与“心性”的理论转换

战国中期诸子心性论的产生有一个理论前提,即用"精气"来说明"道"。《管子》四篇将老子"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由宇宙生成的客观化描述指向了心性化,实现了这个理论转变。《管子》四篇的心性论深深扎根于气化的连续性之中,"心"与"精"、"气"、"神",乃至于"道"是性质相同的。人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贯通于道,于是个体的限制得到突破,人与天地万物即可成为一体。     

从"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王学所实现的哲学转型及其价值

"知行合一"作为王学颇具个性化的哲学理念,融同其他哲学命题与范畴一起走向了 理学的深处,并进而实现了传统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这不会有多少异议.问题仅在于,王学的"知行合一"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依托什么中介来贯通的?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到王学的"知行合一"能否堪称哲学转型?对这种哲学转型应当给予何种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拙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