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的文化心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不仅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而且把它分为“优美”与“宏壮”两种审美形态。王国维之所以这样甄别审美境界、形态,之所以把真作为其“境界说”的价值核心,是因为他的“境界说”融入了现代学术视野,注入了现代性文化元素。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分别,其实体现出文化心理上的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     

“最深之意义”：王国维“境界”说的人生意义维向论

把王国维的“境界”说当作“唯美主义”的文艺理论是一种误会。“真”与“善”也是王国维“境界”说的重要维度,这是因为,王国维的“境界”说实质上是一种人生“意义”的理论,它所言述的是先验世界中的真、善、美“一体”之域。     

从“古雅”、“境界”理论论王国维与中国美学

王国维一生为学三变。其美学思想历经“正－反－合”三阶段,古雅、境界理论是 其逻辑层面上的最后一环。本文考察“古雅”、“境界”理论,以期沟通王国维与中国关学的理 论源流,并希望王国维的人文精神能对今天的中国现实有所观照。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暨"境界"释义--论王国维对于西学的疑信与取舍

王国维对于“解脱”说的疑问,其实也肇始了他对于“哲学”的疑问,他婉转于“可爱”与“可信”之间,意味着他在学理认知、学术取径上的重大抉择与转向,“可爱”与“可信”之说,有着属于比较思想史的潜在含义,暗示乃至交代出王国维在取资于西学的历程中,对于自身文化身分与话语立场的痛苦自觉。走向《人间词话》的表达方式,正是王国维出离逻辑的概念的“哲学”式表达的重要步骤,其中“境界”区别于“意境”,是一个非诗学所能限定的概念,联系着王国维广大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抱负,这也是“境界”无法在纯粹诗学范畴内获得准确诠释的原因所在。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文化诗学视域下王国维"境界说"之再思考

王国维＂境界说＂是中国近代文艺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歧义重生的概念。把＂境界＂抽象地置入西方理论资源或机械地利用传统诗学来加以读解都无助其概念内涵的清理。我们既要注意＂境界＂作为审美理想论审美价值判断的意义,又不可忽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境界＂概念所指的建构。这也符合利用文化诗学阐释王国维＂境界说＂方法论的要求与旨归。     

论《人间词话》——兼论王国维文艺观美学观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有数的名著之一。 “境界”说,是这部论著的中心论题,通过对“境界”的论述,王国维(以下简称王氏)系统地阐释了自己的文艺观和美学观;关于“境界”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早已有之,无论文艺理论、美学理论、音乐、书法以及绘画理论中都提到了“境界”,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抓不到头见不到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王氏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     

诗的美学理论——“境界”说——读《人间词话》札记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下简称《词话》)是晚清以来论词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境界”说是其核心。他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境界”说虽非王国维首创,但“根本”论的提出却是他的贡献。一九○八年王国维亲自整理出版的《人间词话》的第一     

王国维“境界说”中的三个概念探析

王国维的境界说在中国的词学理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从“境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三个概念出发探讨了境界说，其中“境界”是“境界说”的核心概念，是诗人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相结合的产物；“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则是就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来说的，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与对象的审美关系方面。     

王国维的人格悲剧与人格理论

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值此文化衰落之时的心灵痛苦,与为西方文化所熏所染之人遭遇新文化冲击之时的美学兴奋,构成王国维文化人格的悲剧性冲突。王国维的人格悲剧铸成其人格理论的两大特征:改造传统文论“知人论世”、“觇文见心”的人格分析方法,引入西方哲学—美学的生存悲剧感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王国维的悲剧人格理论和人格境界理论促进了中国文论的世纪转型     

"欲"、"刚"差异与中国竞技体育文化

以尼采为代表的西方“欲望”哲学体现着一种勇往直前的生命力,儒家思想中的“刚性”同样有此意蕴,但二者却存有本质的差异。“欲”、“刚”都是奋勇向前的活动,但前者其动为向外逐出,缺乏精神力量,是假有力;后者其动为自内里发出,精神上充实有力,更为充畅持久。西方以“欲望”作为竞技体育的精神内核,现已显示出诸多弊端。以此为鉴,中国竞技体育文化要以更符合我们文化传统的儒家“刚性”思想来建构。     

“国球文化”概念辨议

"国球文化"是指"中国乒乓球文化".在认识和理解"国球"、"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国球文化"是指:中国人在乒乓球运动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所有乒乓球运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过程及其结果.     

解读王国维"治学三境界"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中西诗学对比的研究成果,其中著名的《人间词话》则对中华传统文学中的诗词境界有着独到的见解,词话中"治学三境界"尤为后人所赞叹。这三种境界正是三首爱情词的巧妙演化,内容不同,意境关联,在今天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和合文化“看新时期中国外交策略

“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自我发展和追求和谐生活的精神支柱,奉行以此为出发点的外交理念是民族精神和时代发展的必然。本文从“和合文化”出发,探讨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发展走向。     

与儒学复兴"第四次浪潮"的对话——兼评鲁迅研究界"集体失语"现象

近年来,儒学掀起了“第四次浪潮”,鲁迅研究界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很需要作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如果用主流话语的“先进文化”概念来品评和衡量“儒家文化”,就能对儒家的“第四次浪潮”做出科学的评价:历史上的“儒学”固然有它的价值,但后来渐渐地落伍了,它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年,最终让中华民族落后于西方列强几百年,所以“儒学”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不能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儒学复兴论”也不可能在民众中引起反响。     

试论小康范畴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历史观,同时也是一种治国方略和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借鉴继承并赋予其崭新的 内涵,小康社会理论被作为“三步走”战略的核心范畴。本世纪末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党的十六大提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中国社会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从庄子之“游”到道教“游仙”的审美意蕴

“游”贯穿于《庄子》。“游”的过程是体道的过程,亦是审美的过程。道教心目中的至大至美的精神境界,可以通过“游”来获得。“游”之游,是指进入“游”的审美状态;“游”之观,是指审美途径;“游”之化,是指审美境界和归属。而极具道教色彩的“游”之仙,是在“游”之化的基础上,人为突破形体在“游”中的局限所做的一种努力,从而使人达到在心灵和形体上的真正的逍遥“游”,使道教意义上的“游”,具备了审美与宗教的两重意义。     

入神：文学的超审美境界——以李杜诗歌为例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它不离审美而又超越审美,也即指艺术的伟大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神”与“道”互通,它们共同表现了一种玄妙的人生之境。严羽认为只有李杜诗歌才达到“入神”境界的根本原因,在于李杜诗歌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在于李杜能在变中求常,在时代中求永恒,把根本性的人生问题的时代兴奋点、聚焦点转化成艺术,从而实现了文学的“伟大”并入于“神”。     

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全国文化中心

"全国文化中心"的核心是"文化",而这一"文化"不可能专属儒学、国学,或者新儒学意义上的文化,而只能是三者之上的文化。当代的"文化"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与精神的分裂、精英与通俗的对抗范畴,已经广泛渗透到物质—日常生活深处,导致其存在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有重大差别,形成了物质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等范畴;"当代中国文化"是一种大文化,体现为广泛包容和汇集,文化内部分类替代分层,文化关系的和解代替对抗,文化价值分享代替对立。北京作为中国当代文化成就的最集中体现者,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全国文化中心,具有战略意义。     

论圣人崇拜及其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影响

圣人作为中国文化哲学的本体观念,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特质,而且作为哲学思维的主体和最高人生境界与最活跃的因素,是中国传统的圣人体道的整体直觉思维方法,以及崇古尊经的经学思维的重要基因。其一经形成,反过来又给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