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和2003年上海市第七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队列分析研究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居留行为的特点和动态模式,并构造外来人口居留生命表.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不断沉淀"、累积地沉淀,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预期居留时间越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对城市管理的启示.     

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的变化和城市管理——基于对上海的研究

1流动人口居留行为研究的意义推拉模型的分析、以及大量宏观和微观因素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的发生,但并不能说明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完成。实际上多数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后,会逐步地返回农村或者流向其他城市,形成一种非永久定居的移民。从城市的视野来看待这些人口,他们中的一部分是逐步地沉淀下来的。同时,他们的居留行为表现出“居留决定居留”的特点,也就是居留时间越长,就更深地卷入城市的生产和生活中,而不断强化在城市继续居留的期望。这种进城和返乡共同发生的过程使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产…     

流动人口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理性选择——基于非线性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自2017年我国部分一、二线城市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刺激人口、人才的流入,形成一轮城市的"抢人"大战。那么,如何才能够吸引人才、人口流入并长期居留下来呢?这需要准确了解人口、人才的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及其决定因素。为此,本文利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个人微观数据,并结合反映城市特征的中观数据,采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对人口、人才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职业类型和个人具备的人力资本成为当前决定或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最大的因素;父代流动经历会弱化其城市居留意愿。从城市层面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确有显著的影响。而由于基础教育较好的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可获得性不足,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为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应该打破户籍及其隐含性制度壁垒,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教育公平性和可获得性,继续改善城市的环境因素,努力提高城市的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新特征及影响机制

文章根据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经济特征共同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并使得这一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的新特征.研究表明: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普遍增强个体留城意愿的同时,以大学专科学历为界限,高学历者呈现出更加强烈的居留意愿.收入水平的增加显著影响了整个群体的居留意愿,以6000元收入水平为分界点,表现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远大于中低收入者.在追加了住房支出变量后,发现伴随着住房支出的增加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同时又对高收入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表现出抑制作用.     

社会融合对广州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2年广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经济融入水平、社会融入水平和心理融入水平等角度分析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Logit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人来说,较高收入水平的人长期居留意愿更高,自购房屋的流动人口比租房和住单位集体宿舍人表现出更高的长期居留意;与当地人经常交往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广州长期居住,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制度保障更愿意在广州定居,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对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也发挥着正向的影响;心理融入水平从主观意愿和客观体验两方面影响着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新型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社会融合程度的不断提高可以增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增强他们的长期居留意愿,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培训提高流动人口的技能,进而提高其收入;将流动人口纳入廉租房范围;拓宽流动人口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构建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的社区文化;加快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进程。     

年龄-时期-队列视角下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变迁CSSCI

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综合衡量了社会变迁下的流动人口流迁的期望性选择,本文基于CMDS(2012、2014、2015、2016、2017、2018)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模型分解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探讨社会经济变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总体而言,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现下降趋势,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型结构,时期效应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在队列效应上,初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超新生代流动人口到老年流动人口由于不同的社会变迁和流动环境,呈现出长期居留意愿上不同的效应系数。     

基于logit模型的城市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倾向研究

我国城市政府普遍意识到高学历人群流入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公共政策,但是对影响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因素认识不足,致使政策制定缺乏依据并且效果欠佳。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以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人才为研究对象的尚少。高学历流动人才作为流动人口的组成部分,其人口社会学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随迁家庭情况显著不同于其他群体,为此,在充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采用调查问卷和直接访谈方式,使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回归方法,对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配偶户籍地和随迁家庭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期加深对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影响因素的认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logit模型的城市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倾向研究

我国城市政府普遍意识到高学历人群流入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公共政策,但是对影响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因素认识不足,致使政策制定缺乏依据并且效果欠佳。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留因素的研究较多,而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以流动人口中的高学历人才为研究对象的尚少。高学历流动人才作为流动人口的组成部分,其人口社会学特征,如文化程度、年龄、随迁家庭情况显著不同于其他群体,为此,在充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口社会学特征视角,采用调查问卷和直接访谈方式,使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Logit回归方法,对高学历人才长期居留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学历、配偶户籍地和随迁家庭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期加深对高学历人群长期居留影响因素的认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社会融合视角下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老年流动人口视为同质性群体易忽视其个体主观能动性,因此从社会融合视角,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将老年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分为积极融合型和消极融合型。不同类型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选择偏好存在异质性,积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长期居留"。对比其影响因素的差异,发现消极融合型老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明显增多。与全样本对比,潜在类别划分后的老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特征影响显著。针对较高的社会融入需求和不同的居留意愿,应统筹做好老年流动人口户籍需求和住房保障,积极推进老年流动人口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不断提升老年流动人口医疗卫生保障质量,开展老年流动人口示范街区建设,提高老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能力。     

“居住证”离户籍有多远？——基于广东地区的分析兼与上海比较

“居住证转办常住户口”已经成为一些地区的经验做法。基于户籍身份限制,广东地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社会资源分配及福利存在一定差异,居住证时代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将有所加强。“居住证转办模式”是由城市福利和承载力供需矛盾产生的审批和筛选机制,地区之间在户籍改革中是一种博弈关系。广东“居住证转办模式”的门槛和标准应该结合城市化目标和“双转移”战略,依城市类型和规模大小梯度设置,让居住证制度成为城市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有效工具。     

流动人口弱势空间与犯罪——对广东省东莞市的实证分析

为深化对城市空间与犯罪关系的认识,本文对广东省东莞市进行了个案分析。结合报纸报道、社区警务数据和实地研究发现,多发犯罪具有较强的流动群体空间指向性,涵盖了流动人口直接居住和活动的邻近区域、与流动人口消费和出行习惯相联的场所。要改善犯罪阻遏的效果,应增强流动人口及其活动空间的防御能力,强化流动人口和各方常住预期和长期责任感,从治安短板入手提升总体社会管理水平。     

家庭随迁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研究在对上海各区县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家庭随迁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区位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综合探讨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及制度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海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特征明显;流动人口仍以租赁住房为主,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社区和城中村;家庭随迁流动人口在住房拥有率方面凸显优势;由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住房选择影响显著;制度性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分析结论,本文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城市“外来蓝领”的就业与社会融合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7月在广东省惠州市的调查数据,以数家企业中的"外来蓝领"(即工厂、企业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为样本,对这些在企业中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状况和社会融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外来蓝领"对务工地的选择并非是盲目的,他们外出的动机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随着国家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培训和保障政策的出台,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外来蓝领"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对合同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然而他们对政府的法规依赖性高,并且由于户口的限制,他们的社会保险在实施层面还存在较大的不足;尽管"外来蓝领"在与社区融合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能力,但是同城市当地人之间的交流缺乏,造成其社会融合程度低,形成了"蚁巢"现象。     

流入人口社会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的调查数据

社会融入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关注了吉林省流入人口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社会融入感是流入者基于自身的融入意愿,根据融入过程中的客观体验,而获得的对自身融入状况的全面感受。它包括主观融入意愿、客观融入体验和深化融入决策等三个层次。从宏观制度设置与个体行动参与两个方面探索社会融入感的影响因素,一方面,能否拥有居住证或暂住证、是否享有职工医疗保险、子女本地就学及赞助费缴纳情况、工作的时间与强度安排等制度因素影响着流入者的融入感知;另一方面,个体的社会参与行动、人际交往行动和回归性行动也会影响社会融入感。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特征分析

９０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对流动人口进行理论研究。城市流动人口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结构、户口结构上特征鲜明。流动原因同中有异,流动前后职业结构的变化与所在城市的经济结构明显相关。     

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最愿意带迁自己的配偶、父亲和子女;社会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和年龄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带眷流动意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担心父母的养老、受教育程度、住房来源和来流人地的时间等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带迁不同家庭成员有显著影响。     

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概念和指标体系研究

文章阐述了流动老人社会融合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建构该概念的测量指标体系。流动老人兼具老年和流动的双重特征，使得老年社会学和流动人口两种研究视角交织在一条轨道上来理解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内涵。流动老人社会融合是指流动老人在流入地通过自我应对，尤其是社会支持等途径，消减遭受社会排斥的风险，建立起与其生活空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从而满足各种老年生活基本需要，实现生活质量提高的状态。从流动老人所处生活空间的角度分析，流动老人社会融合包括心理认同、家庭融洽、社区融合、区域适应、制度包融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若干代表性指标。     

人力资本、经济结构与流动人口从业状态

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0年上半年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及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运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对中国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受教育程度一般、接受过就业培训、工作经验较丰富的流动人口,其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较大;流动人口迁入地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比值越高、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越低,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越大。最后提出了旨在促进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相关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了第五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在湖南省抽取的样本分布在长株潭等14个地市,本文以该样本数据为基础,选取流动人口融入意愿、对城市喜爱程度、对城市发展关注度、城市居民接纳态度等四个指标来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运用OLS计量模型。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流动人口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公共政策等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社会融合度;受教育水平越高、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社会融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