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用人以罚"驭臣术之负面效应——以刘统勋三度受罚为切入点

乾隆"用人以罚",此种驭臣术是对传统理想君臣关系的逆转."用人以罚"是乾隆吏治的组成部分,当朝名臣刘统勋三度起伏便是具有代表性案例.封建帝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驾驭臣属,其目的只有一个:加强王权,强化王权统治.但"用人以罚"并不利于涵养大臣气节,不利于国家行政机器正常运转,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影响.     

唐开元名相姚崇嫉忌大臣探析

两《唐书》中记录了姚崇与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官员关系不协,并认为这是由姚崇权谲的品格造成的。不过这些官员在睿宗朝大多曾是宰相,手握行政大权,郭元振、王琚还手握军权。玄宗即位后,姚崇成为宰相,主宰了玄宗朝初年的政治走向,而这些大臣一个个先后离开了中央政坛。姚崇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玄宗初年稳固政治局面的需要,是为了清除睿宗在政治上的影响。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姚崇用非常手段保证了玄宗初年政治的稳定发展。     

И.А.维什涅格拉德茨基与С.Ю.维特: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

И.А.维什涅格拉德茨基和С.Ю.维特是帝俄晚期并驾齐驱的政治精英人士,两人初识于西南铁路公司,时任公司董事长的维什涅格拉德茨基对维特大力提携。1885年维什涅格拉德茨基辞去公司董事长一职,以谋求财政大臣职务,并推荐维特接任公司董事长。此时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维什涅格拉德茨基提拔维特,维特协助维什涅格拉德茨基谋得财政大臣职务,并在他与交通大臣的斗争中出谋划策,充当智囊。但他们两人表面一团和气,实则暗流涌动,貌合神离。维特到彼得堡任职之后,开始寻找新的庇护人,并利用维什涅格拉德茨基的健康状况大肆宣传,使其失宠于沙皇,最终他凭借智慧和健康优势获得财政大臣职务。维什涅格拉德茨基虽意图反扑,但无奈实力悬殊,只得依附于维特。     

宰相的女儿

古代有个国王,他十分残暴又刚愎自用,只要他想干什么就一定要干。他的宰相却是个十分聪明、善良的人。宰相有个女儿,她贤惠、聪明,长得十分美丽。     

论明代监察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

朱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取消了宰相制度。但随着内阁的创立,内阁大学士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为了制约皇权与相权,明朝建立和完善了监察制度,赋予监官特殊的权力。他们不但监督文武百官,还“封驳诏议”,使皇权不再是没有制约的权力。在明代,纠正皇帝的错误、制约相权、倒阁、弹劾大臣成为监官的传统,许多人表现出奋不顾身的直谏精神。这成为明王朝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宋初择人用吏述论

宋初,为矫正唐末五代之弊,进行了政治和军事的改革.北宋大臣文彦博说:“先儒之解,以为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要让官吏尽力尽职,必须正确地运用爵赏与刑罚两种办法。“爵赏当,则奸邪无功者不敢侥幸而幸进,刑罚当,则贵近有罪者不敢请求而苟免;纪纲正而朝廷尊,号令行而天下服。”这就是择吏用人.     

论领导人才

人才问题,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她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所以能实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十分重视选才用人。他认为要治国安邦,唯有选用大批贤能之士。他责令辅佐大臣要广开耳目,求贤访能,把选官用吏作为主要职责,抛弃门第、家族、亲疏远近等用人偏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此,四方贤士,闻风     

一只五百钱

隋唐五代时期，有一位青年才子考取了官职后，去拜见自己的老师冯道。冯道虽是当朝宰相，但为人敦厚谦逊，他衣着整齐很郑重地出来见这位学生。     

李渊用人小议

检验政治面貌的良莠,用人是一个重要的准则,有的学者认为,“用佞人,忌功臣”是李渊“治国的方针”(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第115页),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武德年间,唐高祖李渊所用的宰相有:李世民、裴寂、萧踽、刘文静、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窦威、窦抗等。李世民雄才大略,无需饶舌。萧踽“孜孜自勉,绳违举过,人皆惮之”,获得了“骨鲠亮直,儒术清明。执政隋朝,忠而获罪;委质高祖,知无不为”(《旧唐书·萧瑀传·史臣曰》)的盛誉。陈叔达“颇有才学”,武德初,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出于他之手,还留心推荐“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旧唐书·陈叔达传》)。杨恭仁在隋炀帝时就甚得人心,武德时高祖常常委以御边重任,他“素习边事,深悉羌     

晋武帝以外戚杨骏辅政考辨——兼论西晋宗师制度的设置

有汉以来,以外戚辅政的多为皇后父兄,且“后父”又是外戚辅政中的第一人选,故晋武帝择选杨骏为辅政大臣,乃是循汉代故事。车骑将军之所以地位显赫,是因为其仪同三司,开府治事。武帝任杨骏为车骑将军之意颇明,即在贾充辞世之后,以其担任辅政大臣。武帝选宗师的标准是宗族中的耆老,有一定的威望,但又资质平庸,毫无政治野心。司马炎以宗室、外戚二股势力夹辅皇室的政治布局虽无大错,但问题是他看人不准,用人失察,完全低估了杨骏的政治野心。杨骏将篡改遗诏的时机把握得十分精确,即趁武帝临终弥留之机。晋武帝晚年的苦心孤诣,从其驾崩到杨骏、司马亮、司马玮等人被诛杀,不足一年便全都付诸东流。     

先秦商人的经营智慧——《货殖列传与经商艺术》评介

先秦时期,商业经营活跃。汉代司马迁十分赞赏这一时期的商人,并刻意为商人著书立传。如他赞扬经营祖师白圭就是例证。自圭是周地(今河南洛阳)人,他善于观测市场行情的变化,当人们大量抛售商品时,他却敢于收购;当人们收购商品时。他偏偏出售。他常说:“我搞经营管理,就象伊尹(商代大臣,辅     

张荫桓和他的《荷戈集》

在戊戌维新运动研究中,当我们着眼于康有为、梁启超和六君子谭嗣同等人时,也不应忽视其中的重要人物张荫桓。张荫桓（１８３７—１９００）,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赏加尚书衔户部左待郎。作为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的要员,他支持保国会的活动;为光绪帝与康、梁等维新派上下联系;条陈新政建议;主持矿务铁路总局;安排德国亲王亨利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会见光绪帝。这些都引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仇视,为此他在戊戌政变之际被捕下狱。他是国外闻名的外交家,由于列强公使的干预,使他得免一死。在六君子被害的次日,光绪二十四年…     

bkav la gtogs pa与同平章事：唐代多相制对吐蕃宰相制度的影响

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先后经历了前期的独相制,剪灭噶尔氏家族后独相制向多相制过渡并最终实行多相制的发展历程.吐蕃王朝在宰相官衔的使用上将实职与加衔相结合,实行以首席宰相领衔的多相制度,以宰相职领他官衔或以他官赋予宰相衔,并在唐朝宰相职务的翻译上采取意译而对其他职务进行音译的方式.这些显示,吐蕃宰相制度无论是形制,还是具体运行,均受到了唐朝多相制的深刻影响,深得唐朝多相制的精髓,其学习借鉴唐朝多相制度的过程,与唐蕃之间历史关系的发展脉络一致,对其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改革派教育家胡瑗

胡瑷是北宋最著名的教育家,他创立的湖州学法在宋代备受推崇,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他的生平进行认真的整理。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湖州学法的产生、影响和意义。 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安定,因而被尊称为“安定先生”。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父亲胡讷仕至宁海军节度推官,博学能文,宰相吕夷简赞赏他的才华,推荐他参加修撰国史。这样的家庭条件,对胡瑗走上治学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年轻时致力于经术和古乐,尽管多次举进士不第,但经过不断地发奋努力,逐渐成为出色的经学家和教育家。     

略论唐代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差别

唐代宰相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数多、名号多。除了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尚书仆射（初期）、中书令和待中为正式宰相外，皇帝又经常让其他大臣以各种名号参预政事。最常用的名号是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凡加此两种名号者，不论其本官如何，均为事实上的宰相。文献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同三品与同平章事这两种名号同时并用，甚至在同日拜相者中，也存在有人为同三品，有人却为同平章事的情况。照理，两者之间应该有某种差别，但检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及时下各种官制史著作，均未见说明。本…     

晚清驻藏官员李福林事迹探论

李福林生于西藏，出身汉藏通婚家庭。从1890-1910年间，他从马兵开始，一路升至把总、都司、游击等职，屡获驻藏大臣升泰、文海、裕钢、有泰、联豫等任用或赏识。有泰在日记中对李福林有较多记述，他是一位“知藏”官员，擅长办理西藏地方具体事务，亦颇会处理与驻藏大臣的关系。在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参劾有泰等驻藏官员案中，李福林因“知藏”而免于严厉惩罚。但是，在宣统元年西藏地方因派遣川军赴藏问题与清朝中央政府发生冲突时，李福林在其中的行为，被赵尔丰认为可疑，联豫指他为“内奸”，最终受到清廷“回川监禁”处罚。     

论孙权

孙权承继父兄之业,年未弱冠而有江南,封王称帝,为政50余年。他善于用人,尤多御将之能。善谋大局,两手对山越,能屈能伸对曹魏,最终以武力把刘备赶出荆州。善于施恩,文武大臣愿为其用,甘为其死;善于用威,不用鲠臣为相,不置长久性军帅,地方上实行军事统制制度。立法严峻,刑辟重切。拓疆土,开发经济,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晚年,政有多失。两次试图整顿吏治,皆因所用非人而失败。     

唐人宰相观念转变与宰相政务官化

自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固定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成立,宰相职能日益政务官化。至贞元、元和年间,中书门下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处者。宰相职能的转变,导致唐人心目中宰相观念的变化。三省制下,宰相的决策职能不被强调,突出的是任相者本职事官的形象。中书门下体制下,为了避免宰相权力过度膨胀,宰相反而被描绘成为"论道之官",而非政务裁决者。但是,作为"论道之官"的"无所不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宰相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真实写照。唐代后期,宰相扮演了被咨询者、亲躬细务者和任使者多重角色。唐人宰相观念的变化,正是宰相职能在唐代官制演变过程中政务官化的结果。     

被埋没的光彩--从《三上宰相书》看韩愈人格的闪光点

后代论韩愈者 ,都将他的《三上宰相书》当作其人格中一道不光彩的阴影 ,贬之者抓住不放 ,尽情攻击 ;褒之者也不得不承认是美玉之瑕而为之汗颜不止。今细读《三上宰相书》原文 ,觉得问题远非那么简单。韩愈是一个旧时代的儒士 ,在他身上确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但笔者以为他在《三上宰相书》里表现出来的执着信念 ,强烈的参政意识和勇于自荐自举的胆略并不是他的缺点 ,而恰恰是他人格中的闪光点之— ,是我们当代人所应拾取的金子。     

袁世凯与十九世纪末的朝鲜

袁世凯与十九世纪末的朝鲜金在善１８８２年（光绪八年），袁世凯随淮军提督吴长庆入朝鲜，协助朝鲜国王李熙镇压汉城兵变。１８８４年吴长庆被调回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保荐他接统庆字营。１８８５年，李鸿章又奏准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