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聊城商业规模的估算——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商人会馆碑刻是目前所见能够藉以对古代商镇规模进行估算的最好资料。对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可见,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增长迅速,乾隆初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也达210万两,与乾隆初年相比翻了两番。嘉道年间是山陕商人实力最强的时期,汇聚聊城的山陕商号至少有三四百家,最多可达八九百家;其中年经营额超过万两的大商号有四五十家,个别商号的经营额甚至高达七八万、十数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在200万两上下;道光年间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为300万两,若以万分之三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会馆：岁月深处的一段风景

眷怀乡土本是人之常情，但中国人对乡土的关怀却是较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远为深厚，于是以乡缘为纽带的一些同乡组织如会馆便应运而生。会馆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师及各地所设立的机构，它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由于传统中国业缘与乡缘常常相联，纯行业会馆不是很多，所以大多数会馆都与乡缘有关。中国的会馆最早兴起于明代永乐年间。在大陆，会馆财产于1956年被政府接收，其历史才告一段落，前后共存在500多年。明清时期的会馆有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试馆、为工商业服务的工商业会馆、为学徒或者手工业工人服务的工人会馆，此外…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共有11所,以嘉靖年间设立的歙县会馆为最早,其余多在清代设立,南京歙县试馆则出现最晚.徽州科举会馆主要为应试举子和官员提供服务,严禁商人和其他人等借宿,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徽州科举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内容涉及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使用人员的资格及义务、经费的使用等方面.徽州科举会馆的运行逻辑与商人会馆大致相同,其基本功能可总结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类,致力于联络同乡感情,增强同乡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徽州科举会馆顺利实现了转型,虽然仍以会馆为名,但其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已和同乡会并无二致,显示出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     

简论晚清地方官僚体制的历史演变

清代地方官僚体制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旧的官僚体制逐渐被新的制度因素所替代。从咸丰朝初年至宣统年间,各省地方政府的机构组成与人事管理制度都发生重大改变,逐步形成了以督抚为中心的新生地方官僚体系。这一地方官僚体系掌握了各省财政、军事、实业、教育、外交等方面的诸多权力,促进了以督抚集权为中心的地方官僚集团的生长,对于晚清地方政治演进发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民国初年各省自治运动与地方军阀的兴起提供了制度基础。它的发展轨迹构成了中国近代地方政治制度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     

从"行"到商会 --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

作为官方认可并向官方承担义务的"行",因官方需求无限增加,行户纷纷脱离而衰落.商人们建立起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会馆,以维护自己权益,形成了官牙外的自我管理.官府除了颁布政策规范牙行行为、禁止私牙设立外,逐渐让会馆合法化.会馆也纷纷向政府申请备案,承担部分社会管理责任.商会成为商人们的领导机构后,会馆也多演化为商会的团体会员,或转化为同业公会.总体上看,商人的管理经历了官方管理到民间自我管理,再到官方强化对商人的管理的循环上升过程.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会馆祭祀活动与行业经营管理——以清代潮州的闽西商人为例

清代乾隆以后,潮州成为韩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很多闽西商人到潮州经商。汀龙会馆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倡建。这一时间起,潮州闽西商人就围绕汀龙会馆进行祭祀活动,组织纲帮,订立章程,从而使行业经营管理规范化。     

清代晋北村落庙宇会馆及其戏台调查研究——以山西怀仁县石井村龙王庙为例

在山西省怀仁县石井村龙王庙内,现存有清同治年间修建的会馆和戏台,两通同治十年(1871年)刊立的石碑也记录了修建会馆和扩建乐楼的经过。这座会馆是迄今为止田野考古发现的唯一的一座在村落庙宇中附建的会馆,对于了解清代后期山西北部村落的发展和戏剧演出有重要意义。     

清代渭河滩地的开垦历程及其影响

渭河作为黄河的最大支流,沿岸滩地广阔,在清代经历了从牧场向农田的转变。本文基于大量清代奏折档案,结合方志、舆图等,着重探讨了清代渭河滩地的大规模耕垦历程,包括顺治至雍正年间的零散耕垦、乾隆至咸丰年间的大规模招垦,以及同治至宣统年间招垦停滞与复苏等阶段,指出滩地的大规模开垦对渭河滩地土壤与植被、滨水地带景观和区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     

老子“自然”“无为”思想与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老子自然伦理学中所包含的"自然"、"无为"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借鉴.根据老子这一思想,我国当前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应主要采取加大政府机构整合力度,实行大部门制;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实行决策与执行、监管的适度分离,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加强政府机构设置的法制化建设,保证政府机构的相对稳定等措施.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对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思考

针对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现象,分析了在高校中,学生学费、宿费在办学经费中的比重及学生欠费问题给高校办学带来的不利影响。指出制度不健全、家庭贫困、就业因素、观望心理等因素是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解决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对策是:建立健全一体化的收费管理体制;解决国家助学贷款问题;严格执行学生收费管理制度;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