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的理论分析及程序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真正建立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但诱惑侦查在侦查实践中却被广泛地运用于侦破传统侦查手段难以侦破的案件,如走私、贩毒、贩卖假币等。立法的缺失必然导致实践问题,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充分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侦查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诱惑侦查的立法构想

诱惑侦查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主要是针对隐蔽性无被害人的案件。它的合法性已为许多国家认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得以运用。但是我国立法却没有明确规定,使得诱惑侦查的行使没有明确的立法支持。虽然诱惑侦查对打击犯罪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加以规制,容易对公民权造成损害。因此,笔者认为诱惑侦查的行使应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侦查权的程序方面加以控制,将其纳入合法的轨道。     

试论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

依据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认识的方向进行划分,可以分为"逆向性"侦查和"顺向性"侦查。传统的侦查属于"逆向性侦查",即从结果回溯到原因的侦查。但针对一些特殊的犯罪活动,侦查机关开始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侦查方法,而这些特殊的方法实现了对案件事实认识传统的变革,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再是逆向的了,而是顺向的,从原因到结果,犯罪过程与侦查过程(或查明过程)大致同步。诱惑侦查就属于后一种侦查类型,它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与传统存在差异,本文就是对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即诱惑侦查的认知论和价值论原理进行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诱惑侦查的理论体系和未来的立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刑事责任分析

诱惑侦查由公安机关掌握着案件的主动权,它可以决定案件发展的方向和程度,可以决定行为人犯罪情节的轻重。若要被诱惑者承担全部责任,有悖于法律的公正性。被诱惑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其在诱惑侦查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也应该有所不同。     

论诱惑侦查

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行贿、伪造货币、网络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在当今许多国家,诱惑侦查以其不俗的表现而倍受侦查机关的青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受争议,应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公安侦查机关很难在每个案件中将案件事实侦查清楚。特别是对于毒品、货币等犯罪,由于案件特殊性质决定,公安机关经常采用诱惑侦查的手段。但是由于在法律上缺乏对该措施的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情况。文章拟对诱惑侦查进行制度设计,以彰显国家机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职能。     

诱惑侦查的法律思考

诱惑侦查因其侦破案件的高效性而具有独特的魅力,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它的合法性、责任归属等问题却一直受到众多争议。因此,为更好地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诱惑侦查具有迫切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论诱惑侦查的价值属性

诱惑侦查具有风险性与效益性并存的特点;但只要受到合理规制,仍然具有法理正当性。诱惑侦查的风险性表现为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可能诱人犯罪、可能会冲击社会信用体系、可能导致警察滥权等;诱惑侦查的效益性表现为可以更为直接地发现犯罪、可以更为有效地防止犯罪的社会危害、可以更加容易地抓获犯罪嫌疑人、可以更加有效地深挖犯罪、可以更为有效地揭露和证实犯罪、可以产生额外的预防犯罪的效应;诱惑侦查的法理正当性表现在其包含的侵权行为、在其他情形下可能视为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对尚未真正实施犯罪的对象采取主动性的侦查、可能引起司法伦理困境的欺骗、诱导策略具有一定的容许性。     

论我国职务犯罪诱惑侦查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对职务犯罪侦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新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了诱惑侦查,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在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具体适用方面,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主体、证据的可采性、诱惑侦查的内部批准程序及其规范化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在依法严惩职务犯罪的同时,应当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操作层面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相关配套制度,明确采用诱惑侦查方式侦办职务犯罪的正当程序,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违法诱惑侦查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规范职务犯罪诱惑侦查的权力运行,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     

诱惑侦查中的权利保护

在媒体上 ,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 :某地区夜间经常发生女子被抢劫、强奸的事件 ,于是 ,警方安排女警扮成夜归人出现在案发地 ,以便把犯罪嫌疑人引出来 ,当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将其抓获。当然 ,警方会在暗中保护女警 ,然而我们仍然会有这样的担心 :如果抢劫人是一群或保护人员一时疏忽 ,女警岂不是处于很危险的状态 ?不仅如此 ,有些案件中还涉及其他公民的权利保护问题。由此不禁引发了笔者对诱惑侦查中权利保护问题的思考。近年来 ,刑事犯罪尤其是“无明显被害人犯罪”诸如贩毒、伪造和买卖货币、网络犯罪等日趋复杂化 ,具有很大的…     

日本诱惑侦查制度的嬗变与理论发展

在日本,根据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划分,诱惑侦查属于任意侦查,不受“侦查法定原则”的制约,但应当符合必要性、紧迫性、适当性的要求;立法对诱惑侦查没有系统的规定,仅有个别法规有所涉及,法院判例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也有不同的解读;在理论上,对诱惑侦查究竟是合法还是非法、其标准是什么等实质性问题,形成了“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     

诱惑侦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界限

诱惑侦查是一种可能影响个人隐私、个人自由的侦查方法,其正当性存在争论。一般认为,为了维护社会安全,应对复杂社会形势,可以允许法律严格控制下的诱惑侦查,特别是在无被害人的犯罪侦查中。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界限存在着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对立。应该借鉴国外的理论成果,确立折中的诱惑侦查合法性界限。     

论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运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实际中一项卓有成效的秘密侦查措施。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在运用中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从实体法、程序法方面加以限制,确立诱惑侦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更好维护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论诱惑侦查的价值取向及实践保障

诱惑侦查一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诱惑侦查的定义和使用范围出发,对诱惑侦查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并针对现实中诱惑侦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践保障措施.     

关于诱惑侦查理论问题的思考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面对贩毒、走私等极具隐蔽性且无被害人的犯罪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但理论界对其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及其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并以此提出了我国对诱惑侦查立法的建议。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     

试论诱惑侦查的立法建构

自从埃德温·舒尔于1965年首次提出“无被害人的犯罪”1 这一概念以来 ,这种隐蔽性犯罪已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 ,但由于既没有被害人又欠缺目击证人 ,而且涉案各方都极力庇护犯罪行为 ,所以常规的侦查手段难以侦破此类案件 ,有时甚至根本无法获得此类犯罪是否发生的任何线索。因此各国普遍采取了如电子监听、电话窃听、跟踪监控等特侦手段 ,而诱惑侦查就是其中行之有效的特侦手段之一 ,并在我国已普遍使用。但是相关的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 ,譬如如何对侦查人员(包括特情人员 )和被诱侦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如何对诱侦进行司法控制、如何确…     

侦查阶段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被害人既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又是刑事诉讼的启动要素之一。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侦查阶段被害人较多的诉讼权利,但是,由于侦查程序本身的特殊性,法律规定与被害人的现实需要存在很大的差距,导致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方面存在不足。分析侦查阶段被害人人身安全权、财产权、知情权保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以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美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纳税人权利运动的兴起,纳税人权利保护成为现代税法的主流话题。在此背景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修法立制,颁布了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专门法律,而美国更是通过其完备的立法将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知情权的完善

侦查讯问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知情权是实现犯罪嫌疑人基本诉讼权利、维护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重要保证.知情权的实现与权利告知制度密切相关,要完善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知情权,就必须科学构建权利告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