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忽必烈“以儒治国”

元代，以儒治国是其一项基本国策。忽必烈汗为巩固其汗权，“行汉法”、重儒士，备一代之制，成一世之大业。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以儒治国之策，即“守成者必用儒臣”、“行汉法”必用儒臣、元初儒臣之作用。本文用较翔实的史料论证元初儒士们，在忽必烈大力推行“汉法”中，云集其周围，出谋划策，使忽必烈实现统一大业。儒士们有了用文之地，发挥才智，名垂史册。元代的以儒治国的政策，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值得研究探讨。     

析元朝泛滥赐赉的痼疾

析元朝泛滥赐赉的痼疾舒炳麟关键词：元朝法律，官吏制度，贵族特权忽必烈建元后，借鉴金代制度，在以“藩邸旧臣”为核心的中原知识分子参议下，推行“汉法”，同时又部分地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贵族特权地位的种种制度。除给诸王后妃公主“食采分地”外，还对王公勋臣集团...     

略论蒙元史上的改革家忽必烈

忽必烈在蒙元史上是个令人瞩目的杰出人物之一。自成吉思汗以来,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终于由忽必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而且在元朝开国史上,他又进行了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其礼贤下士,知人善任;鼎新革故,推行汉法;安业力农,改革币制,都为元朝的振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无愧为我国13世纪蒙元史上的改革家。     

蒙哥汗的即位与蒙元帝国

蒙哥汗的即位是大蒙古国的重大事情,也关系到忽必烈建立元朝的重要问题。蒙哥汗是窝阔台汗之后,经十年动乱,由唆鲁禾帖尼别吉的帮助和拔都的支持下继承汗位的。蒙哥汗即位后,结束了十年动乱,巩固和扩大了大蒙古国的统治,为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尤其,蒙哥汗的即位,使黄金家族汗位由窝阔台系转至拖雷系后,忽必烈才会有发展的机会和称汗称帝的可能性。在此,本文试图分析蒙哥汗即位前后的大蒙古国的政治变迁,来阐述蒙哥汗的即位与蒙元帝国的关系和历史意义。     

许衡在元代理学官学化中的地位

元朝成为理学发展和变为官学的关键时期,许衡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对程朱理学的继承、改造和传播,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他帮助元世祖忽必烈施行“汉法”政策和“兴儒”方略,则为将程朱理学推向全国和成为官学创造了条件,并最终使理学在元代实现了官学化。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元初大都“文统”儒士集团探微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儒学,除了以许衡为代表的正统儒士集团外,在大都还存在一个“文统”儒士集团。这个“文统”儒士集团承袭金源文化而来,以元好问之弟子为主体,将元好问的“文统”观念奉为圭臬,有着对治道与辞章的双重追求。“文统”儒士集团多栖身于翰林国史院中,他们在大都交游、唱和,显示出许多与正统儒士集团不同的地方。“文统”儒士集团可以接纳来自南方的文学家,但对理学家则颇不以为然。这个“文统”儒士集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方学术文化北上的进程。     

论忽必烈政权"汉化"进程中的士人政策

忽必烈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和完善。此主要表现在：征用儒雅,量才擢用;兴举学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优渥士人三个方面。这些政策中虽存在民族歧视、科举废弛、“重吏轻儒”等不足,但仍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巩固政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忽必烈与佛教

本文论述了忽必烈弃萨蛮、尊佛教的诸多原因。成吉思汗时代萨蛮教为国教,显赫一时。后来萨蛮教与蒙古汗权争斗,忽必烈之父拖雷死于萨蛮之手。忽必烈称帝后,“思大而有为于天下”。他为统一天下,根据中原和西藏的实际情况,实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策,令佛、儒为其效命,实现了统一大业。     

论蒙元开发西北之指导思想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开发历史上 ,蒙元时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大蒙古国时期 ,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等蒙古统治者就已经有了开发西北的思想意识。元朝时期 ,本着建立“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 ,以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积极推行多元统治方式为政治一体化服务和推动西北与内地经济交流与互补的开发思想 ,促进了西北地区和内地的一体化 ,为西北开发作出了历史贡献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解读《史记·樊郦滕灌列传》透析刘邦用人之道

刘邦之所以可以建立汉王朝,与其用人之道有紧密的关系。他在秦末利用家乡丰、沛起兵,被拥立为沛公,跟随者先是任亭长时所押送的囚犯和逃亡归附之人,其后以一些低级官吏为助手,在有了一定声势时才接纳文人、儒生和旧贵族。刘邦用人之道是其得于建立汉朝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政论文风论略

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     

论汉明帝

汉明帝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与光武帝的建武之政相比毫不逊色。汉明帝在经济上采取了适当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很迅速。化事业的繁荣,也是汉明帝统治时期的重要特点。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在元帝国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九”体商榷

学界对＂九＂体的认识,有简单粗疏之嫌。＂汉三九＂九章成篇、代屈立言、悼屈抒愤的形式和内容并不能有效地概括＂九＂体的特点。认为＂九＂体发源于先秦的＂楚辞之三九＂,稍后在汉人手中正式定型。然自魏晋以来,其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尤其是宋以后,明确越过＂汉三九＂,向＂楚辞之三九＂回归。内容上,凸显了两个新的主题,即抒写个人情思和祭祀。形式上,十一章与不分章的体制得到延续,另外,还出现了多种变体。     

清初统治者民族心理探求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曾经采取过很多政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中最早的就是“剔发易服”政策,并且曾经停止一段时间后又推行则更为残酷,原因何在?本文将从三个不同的方面,以全新的角度探讨清初统治者之所以残酷地推行此政策的原因和它对汉族人民的巨大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了解清初的一些历史。     

元杂剧北方游牧文化生命价值观探析

元杂剧是元代文学的象征,它作为汉文学是在多元文化中生成并繁盛的。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朝代,北方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化的影响,无疑会在元杂剧中留下游牧文化的痕迹。北方游牧文化对儒家生命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打破了汉代以来独尊儒术以及宋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生存理念,生命主体受到关注,人的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北方游牧文化不断为中原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