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及其当代启示

友爱伦理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在人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中展现出来的。作为最完满的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要以外在的善为补充。朋友如何能够成为"另一自我":从自爱到友爱,友爱从自身的德性达到了对他人的德性;"与他人同生者",在现实共同生活中友爱使幸福更完满。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对当代的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

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思想是理解现代社会团结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点。他认为,友爱为一切人所需要,幸福的人也需要朋友。友爱有三种原因:善、有用和令人愉悦。友爱是相互的,友爱实现于友爱的活动中。在不同的政体中,友爱也不同。政治的友爱是对共同利益有共同认识,并采取共同行动以实现之。关心自己与关心他人并不矛盾,因为朋友是另一个自己,而且,关心自己与关心朋友都是要求生活服从理性的安排。     

基于《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亚里士多德自爱观的重新审视

在伦理学专著《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用了两卷的内容阐发了其友爱观理论,其＂一切友爱都根源于自爱＂的观点在传统的解读中往往被视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自爱观是一种兼顾理性自我和他人的善,它将高尚利己主义与社会道德要求紧密结合。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中重视个体自由发展以及当前以道德主体生成为目的的高校德育教学改革留下了些许思考。     

实现正义的友爱政治——亚里士多德友爱论刍议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把"爱"从个人的内在情感体验转化为带有更广更深的社会道德功能的行为,将源于我们把特定个人之间关系的"爱"引中为公正无私的作为伦理责任的"爱",使"友爱"成为实现城邦的"善".     

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注脚——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尼各马科伦理学》作为一部经典的伦理学著作,友爱观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友爱观是亚里士多德根据城邦的实际情况阐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构建和谐城邦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友爱与爱,友爱与善意,友爱与友善的关系阐述中,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友爱观,认为德性友爱观是基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原因以及实际行动而形成,与有用、快乐的友爱观进行区分,同时得出一定的启示,试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进行注脚。     

现象学视域下友爱的多重地位及其演变——兼论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现象学效应

相对于注重在纵向神人关系中厘定人类生活方式及其命运的中世纪哲学,以及具有明显意识主体主义形而上学特征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主要涉及横向人类关系的友爱问题,并摆置于显著地位。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三位现象学家在反对意识主体性形而上学以及相应的伦理政治生活之形式主义、规则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及其一般实践哲学的化用、重构、批判或革新,逐渐将友爱重新引入哲学视野,甚至推向哲学思考的中心地带。在相对意义上,三位现象学家友爱之思的具体领域和重心以及相应的友爱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在他们各自的哲思整体中,友爱问题都并不单纯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与存在、生存、语言、真理、时间、伦理和政治等议题错综交织。友爱问题的广泛牵涉性和深厚渗透性,也映现了现象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与趋势,亦即,在更源初、更深厚的层次上重新思考理论与实践、存在与伦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源始关联和沟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由此走向一种更富前景之现象学的实践哲学。     

论完善的友爱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意义——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友爱论为中心

与儒家强调仁爱不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更加重视友爱。友爱作为一种德性实际上是指完善的友爱,而非因有用或快乐而生的友爱。完善的友爱作为友爱的最高形式,不但有助于培养和完善个人的德性,而且对构建理想城邦具有范式作用。亚里斯多德之所以选择完善的友爱作为理想城邦的范式,是因为完善的友爱不仅涉及爱,还能体现公正,而公正的城邦是公民实现人生价值和幸福的必要条件。     

亚里士多德论友爱与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与欲爱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友爱是一种美德或包含着美德,它是一种使人秉持适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品质。根据友爱产生的原因可将其分为美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三种,美善的友爱优越于快乐的友爱和有用的友爱。幸福就是至善,是灵魂合于智慧的实现活动。幸福与沉思同在,越能够沉思的存在就越是幸福。好朋友对于幸福的意义就在于:好朋友及其实践是沉思活动的对象,持续的沉思活动离不开好朋友的陪伴,并且好朋友自然地值得我们欲求。正因如此,友爱被视为最大的外在美善。     

友爱在希腊生活中的意义

友爱的概念在古代希腊人生活与观念中有重要地位。在今天的词典意义中 ,我们可能错失它的一些重要的性质。这些性质主要包括 1 )爱与被爱的界分 ;2 )共同的生活 ;3)意愿性或本己性 ;4)主动的行动性。古代社会的友爱的主要的形式有家庭与部落成员关系、伙伴关系、主客之谊与性爱。在希腊古典时期 ,一方面在这些古老的友爱中生长出了情感的和德性的审美态度 ,以及朋友间的由此发生的相互尊重 ;另一方面 ,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生长出了一种新的公民的友爱。这使得希腊古典时代的友爱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含义     

友爱、敌意与他者的单一性——论德里达的"幻影朋友之回归"

德里达后期的著作<友爱的政治学>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展开思考,他从古希腊的友爱来源于血亲兄弟之关系,来讨论城邦政治,正是血亲关系建构了社会共同体.德里达对施米特的"敌意"展开解构,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时代,既没有友爱也没有敌意,这也就是说,朋友与敌人构成一种奇妙的转化关系.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中突显出的"敌意",在德里达的解构中,那就是"幻影朋友之回归".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自爱范畴的思考

何为自爱?要不要自爱?如何自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重要的道德问题。遗憾的是,长期以米自爱往往被当作自私或利己的同义语来使用,自爱之心每每被视为剥削阶级劣根性而列为禁品。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确立自爱在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资产阶级自爱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把自爱作为一个道德规范提了出来,他说:“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并不是偶发的冲动。”到了近代,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引起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强烈共鸣,无论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是伦理感觉主义,还是伦理理性主义,几乎都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自爱的作用,热情颂扬     

从“友爱”到“友善”——儒家友德与社会“个体化”的道德问题救治

儒家友德对于救治社会的个体化带来的个体人际冷漠、社会疏离、身心失衡等道德问题乃一剂良方。它鼓励个体将他者视为生活中的伙伴,以友善互助为基准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强调个体在关注自我的同时需兼顾社会公义,要以社会规范为普遍的价值标准,尊重公共利益;主张个体应积极借助他者的力量,与他者互相激励和引导以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上述理念实效的产生还需以对儒家友德的现代转化为基础,该转化主要表现为从"友爱"到"友善"。     

有关“朋—友”现象的原体验分析

在理想状态下,"朋-友"现象是一种以友爱为本质的现象;作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它意味着关系双方的本真存在向对方的敞开与绽放.但从汉语词源上讲,"朋"和"友"的不同含义却显出朋-友关系所包含的内在紧张.其中,"朋"侧重于利益的共谋,"友"侧重于心灵的相吸.从现象上看,作为从陌生性向亲密性和友爱性的动态过渡,朋-友关系始终包含着未定的背景因素.这些背景因素一方面会对朋-友关系构成潜在颠覆,另一方面又使朋-友关系的持存得以可能.这种朋-友关系的内在张力使德里达借古人之口说出的:"哦,我的朋友,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这一悖论性呐喊得以可能.由于朋-友关系体现出来的对他者的友爱态度构成其他一切爱的关系的基础,因此,在形成其他爱的关系中友爱态度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地位.但是,友爱态度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存在着某种张力:它一方面在扩展自身的领域,另一方面又在失去自己的本真性根基.     

环境友爱型组织:生态文明建设的德性诉求

伴随着"组织及其集体行动的时代"呼唤组织德性的凸显,友爱成为组织德性是环境共同体的内在要求,而环境友爱型组织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德性诉求,也是生态文明的主体之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要充分发挥好组织的作用,又要创新和完善"文明单位"的体制机制,以便在增添生态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塑造环境友爱型组织;各组织同样也需要协同创新与合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履行义务、担当责任并做出贡献。     

“人身攻击”辨谬——形式与非形式逻辑之大用

“人身攻击”是谬误研究的悠久而典型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辩谬篇》在分析“拆散”谬误时就指出 ,某些论辩“只是针对提问者 ,而不是针对论证” (177ｂ ,33;178ｂ ,17;183ａ,2 1) [1] 。这种谬误被广泛注意是因为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论到了它。Ａｒｎａｕｌｄ的《思维术》在“自爱的、利益的和情感的诡辩”题目下曾举出“他是一无所有的人 ,因此 ,他是错的”这类“人身攻击”的例子。明确阐述“人身攻击”谬误的是怀特莱的《逻辑要义》。此书在谬误分类表中明确列有该谬误 ,并将其性质认定为“不相干结论” ,指出 ,在“人身攻击”的论证…     

论解构与友爱政治

解构的概念与德里达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疑是一项政治工程。德里达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王国的友爱政治理想的批判中,清楚明白地揭示了党同伐异的思想观念是政治学的本体论思想观念。而对此的勘定,最重要的是分析语言,是语言而不是现实才使民主总是不能差强人意。为此,解构西方政治思想借以阐释民主的那一套语汇,才有希望通达一个新的政治学观念。但是,即便做到了这一点,民主也会因为处于解构利刃之下,仍然难以担保不成为一个语言无以名状的幽灵。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照下,虽然他的弥赛雅救世主义乌托邦的民主社会概念对批判地思考我们社会有所帮助,但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兜着圈子,回避了“人们如何到达那里”的问题或历史实践问题。     

友爱还是公正?——"舜父杀人"案例分析及其他

友爱还是公正?面向物事本身来分析"舜父杀人"案例之后人们必须做出各自的选择.而舜作为天子的表率作用使得他可能的任何选择都将对整个社会伦理与律法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孟子为舜所做出的选择实质上反映了其时个人所依恃的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势力博弈,而现代社会中失去家族庇护的个人在与国家的直接交往中其任何选择都无法摆脱公正的控制,儒学试图在现代社会中重新提升友爱地位的努力显然任重道远.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基于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德性伦理传统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德性系统经典的阐释者,为当代的德性伦理学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资源。总结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在于他力图在理性与经验、理性与欲望、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求和保持平衡。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相比,这种"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更能如实地理解人的德性实践,因而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

幸福是古希腊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古希腊伦理学家尽管对幸福是什么有不同理解,但大都认定幸福是人生追求的目的,并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与以感官快乐或以德性自身为幸福的思想学说不同,主张快乐与德性相结合,并相应地强调公民个体幸福与城邦幸福的一致性,其思想学说具有综合、整合的性质,因而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希腊幸福论思想的历史考察是研究幸福问题的重要视域,对于建构当代幸福观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形式: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一个奇特的概念

"形式"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借助"形式"谈论具体物的实体,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将个体对应于质料的形式与本质建立联系,以保证其实体学说的统一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亚里士多德不得赋予"形式"多重涵义,而代价则是牺牲了这个概念概念本身的清晰性和明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