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探因

1931年7月,蒋介石在亲赴江西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之际,于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捷外》文告,文中称国民党政府“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不防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介石传）,杨树标著,262页。）这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首次提出。不到两个月,“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骤然上升的民族矛盾的压力,蒋介石权衡再三,仍决定奉“攘外必先安内”为…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论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的扩张

1932—1935年间蒋介石个人权力扩张的过程,是民国政治由寡头政体向独裁政体转变的过程,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发生异化的过程。蒋介石利用“剿总”、“委员长行营”等军事指挥机构对各级政权的渗透和扩张,凸显了军事集团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强化了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使得民国政治重新返回“军政”状态。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干扰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正常的政治运作,阻碍了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而且还扼杀了处在萌芽状态的地方自治运动,造成“国家权力”的畸形扩张和“民权”的萎缩。他通过对许多地方各级政权党政军事务的牢固控制,架空了汪精卫领导下的中央党政机构,最终在1935年实现了建立个人军事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其代价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逆转。     

美国为何未以武力挽救国民党政权

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就将蒋介石的中国视为其远东地区的主要基地之一,因此,除了政治上设法将中国拉入大国阵营,军事上更是卖力地扶持蒋介石政权,甚至亲自出兵中国沿海一些要地,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先接收日军投降、占领战略地区。赫尔利大使更是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日公开声明,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并在经济、军事、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中国国内战争爆发后,美国从各方面援助国民党,企图支持国民党从军事上“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然而,当蒋介石面临军事上彻底失败、行将被逐出大陆的绝境时,美国并未将“大规模地…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孙中山早年主张法治 ,晚年倾向于党治。 1 92 8年 ,国民党统一全国 ,宣布训政开始 ,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 ,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 ,主张制定约法 ,进行“政治刷新” ,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 ,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 ,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其结果是 ,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 ,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 ,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 ,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     

浅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态度的演变

“对日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下执行的一条对日投降卖国政策。早在“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即一再电令东北当局和张学良对日军的挑衅“宜隐忍自重”,“我方应于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对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命令,张学良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服从,而且在行动中绝对执行,命令东北军遇日军挑衅,不抵抗或躲进兵营,并收缴士兵军械,存于库房,甚至在获悉日军要发劝事变后亦未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张学良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方面是受蒋介石“不抗日”的影响。张学良在“抗日须全国一致”的思想支配下,担心在政府不抗日情况下,东北军假如违令抗日,孤     

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关系辨

抗战胜利初期，随着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中共方面提出了国共和谈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最近，有同志提出质疑，认为应将这六字方针改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八字方针。笔者不敢苟同，理由如下：其一，“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不是学术界后来概括的，而是毛泽东在1945年勺＼二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提出的。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现在的D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团结、抗战。进步”。其二，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四点并列是重庆县高等级会谈期间国共双方妥协的结果。蒋介石…     

毛泽东关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理论和实践

古今中外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一直是影响国家统一安危的重要问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虽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我国各民族就在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中共同生活,共同发展了,但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不论是汉族的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没有在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实现过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才破天荒地在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统一。“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占人     

“整军即所以抗日”：蒋介石与1937年川康整军会议

1936年刘湘先后响应“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导致蒋介石随后积极筹划削藩,对刘湘形成高压;刘湘则针锋相对,不惜一战,双方几度处于爆发军事冲突的临界点。但由于四川遭遇空前大旱灾,救灾第一是全国的共识,同时拥护和平统一、一致对外也是全国的主流民意,这些都不容双方贸然发动内战,于是双方最终妥协,达成川康整军协议。蒋介石力图通过整军,实现对“国防唯一根据地”四川的彻底统一,以加强对日备战。而日本并不乐见蒋的成功,时时对蒋刘进行挑拨离间,甚至有可能有意在川康整军会议成功召开的时候发动了“七七事变”,以打断中国的统一进程。可以说,川康整军会议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两国战略对峙中的重要一环,它基本奠定了国民政府安川抗战的基础。     

论新生活运动与复兴文化问题

1934年春,一场由蒋介石在南昌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下简称新运),伴随着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炮火硝烟风靡全国。该运动在形式上力倡重振道德和提高个人的国家观念,强调将礼义廉耻贯穿到国民日常生活之中,所以蒋介石等又称其为“固有文化的复兴运动”。一场以追求强化统治效能为根本目的的思想统治运动,用复兴文化的旗帜堂皇行进,体现了蒋介石在3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实施思想统治的新的思考和特点。对其所标榜的文化复兴问题分析作些剥离工作,有助于加深对这场运动及蒋介石当时所思所为的认识。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发展的必然性和正确性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保证。但在发展进程中,也受到了那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攻击和责难。他们认为,国家民主化就必须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分立模式来建立“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也必然要政治上的多元化与之相适应。他们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共产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桂系导演1949年“和谈”1948年5月,蒋介石和李宗仁同时分別就任国民党所谓“行宪”的第一届总统和副总统。蒋介石即借重新组织“行政院”之机,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部长职,以何应钦接替。此举,明眼人都看出是蒋介石对桂系争得副总统后的一种报复。因为在副总统竞选中,蒋自始至终支持孙科反对李宗仁。     

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的发展脉络(1928-1937)

“以党治国”理念是“训政”时期国民党政权运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在运行过程中,国民党自称是遵循孙中山遗教,履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继承的成分,但实质上二者存在较大差别。由胡汉民一手拟订出来的《训政纲领》,以相当于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体制初步确立下来。其后不久,蒋介石主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取代了《训政纲领》。蒋介石“以党治国”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由他个人独裁。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明清在东北治边政策之比较

本文对明清两朝在东北实施的治边政策进行比较研究 ,剖析利弊得失。认为明朝在东北沿袭历代“内中国外夷狄”的传统的治边政策 ,妨碍国家“大一统” ,导致东北动荡不定 ,国家陷入危机。清朝突破传统观念 ,以“华夷一家”为指导思想 ,将东北纳入中央行政管辖系统 ,并因地制宜 ,因俗而治 ,真正实现国家政治与民族的“大一统” ,维护边疆的统一与稳定。清朝的治边政策是时代的巨大进步     

元朝的佛像崇拜与内蒙古雕塑艺术的发展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是时代的晴雨表”。既然这样,不仿从元朝以来的佛教偶像崇拜来探索一下内蒙古雕塑艺术的发展,抑或能印证出历史时代的精神和其对各世的影响。 提到内蒙古雕塑,不能不联系到蒙古民族中佛教的传播和对佛像的崇拜。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建立蒙占大帝国,传至忽必烈时,统一了全中国,“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他继承历史上北魏、隋、唐、宋、辽、金等诸民族王朝的统治制度,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元朝。随着蒙古统治者统治范围的扩大,宗教也就提到了日程。在蒙古帝国和大元王朝统治下,     

“新疆精神”探析

“新疆精神”作为“现代文化”的精神内核,涵盖了“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主流思想。“新疆精神”是时代要求与历史传统的统一,是义与利的统一,是惠民生与聚民心的统一,是知与行的统一。     

1935-1938年川省政府对县长人事的整顿及影响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刘湘政府在蒋介石帮助下收回防区民财两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县长人事。刘湘进行县长人事调整的每一步都给当事各方势力带来冲击和影响,川省地方军政势力的不断消涨、变化及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纠葛其中,随着各项措施的出台和县长人事的不断调整,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逐渐激化,蒋介石对刘湘整顿县长人事的措施也由支持转为干预,最终随着刘湘的去世,刘湘时代任命的县长群体逐渐势弱、分流。川政统一初期县长人事调整的过程,也是当事各方博弈、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这一现象贯穿着川省统一初期的政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