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道”理念的理论来源探讨

道教以"道"名教,最高信仰即为"道"。它的"道"理念的理论资源十分复杂,吸收了阴阳家、佛家、儒家等派的有关理论,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先秦的道家到汉代的黄老道家的道论。道教又是以长生成仙为修道的最高追求,所以它又以民间巫术、方士方术、神仙传说、符箓咒语等对道家的道论进行了宗教化改造,从而建立起自己教派的"道"观念,确立了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的核心。     

从跨文化视域看道教在越南传播的特点

道教是以“得道成仙”为基本信仰的中国传统宗教,其奉为最高宗旨的“道”至今都是越南文化中最具有象征性和影响力的符号之一.从时间上看,道教在创立之初就传入越南,从民间传播到上层社会,19世纪又逐渐回归民间,形成了漫长的传播史.从传播途径上看,早期道教先从陆路(云南或广西)进入越南,后来在东晋时,孙恩、卢循起义又通过海路将天师道传入越南.金元时创立的全真道在明末清初南下传教的过程中,又通过多条线路进入越南.中国道教与越南道教形成了源流关系.道教在跨文化、跨民族、跨宗教向越南传播中形成了如下特点:神灵信仰是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主要象征符号;道教经常与佛教相伴而行;道教神灵与越南民间信仰相混杂,衍化出一些具有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新道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母道教与高台教;劝善书是道教在越南传递教理教义和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在维系越南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动态平衡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     

汉代以后西王母信仰的道教化演变

汉代的西王母信仰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上层社会接受的仙化西王母,是长生神体系;一个是中下层社会传播的神化西王母,是至上神体系。汉代以后,这两个体系的传播走向逐渐道教化。在道教化的进程中,神化西王母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发展,是官方道教化的走向;仙化西王母更多的是在中下层社会发展,是民间道教化的走向。与此同时,西王母的居住地昆仑山向符号化方向发展。梳理西王母信仰的两个走向与符号化的主要脉络,可以说明道教对西王母信仰所进行的改造。     

汉魏六朝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以志怪小说为中心

道教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道教一方面不断吸收民间宗教思想,另一方面又尽量将自己与民间信仰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一边吸收一边排斥的过程中道教逐渐成熟,成为了中国的正统宗教.早期道教的成长过程在志怪小说中多有反映.本文以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为主要材料,结合道教经典与历史文献研究早期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汉代的类宗教迷信和民间信仰

在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以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但又有很强的原始的宗教现念和多神的原始宗教信仰。汉代主要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泛神论的、以我为中心的、功利性的、严肃与戏谑同在的“类宗教”,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也受到它的影响,而表现为多种形式,形成许多陋俗,成为两汉社会的一大景观。两汉时期一些无神论思想家所加以批判的,也主要是这种类宗教迷信。     

壮族宗教民俗中的道教长生成仙信仰

道教长生成仙信仰与壮族宗教民俗结合后发生了衍变.其中道教星辰崇拜与壮族民间追求长寿平安的习俗相结合,成仙信仰则与其葬俗相结合,使壮族民众除了向神灵祈求长寿外,还强化了他们追求彼岸世界幸福的愿望.道教长生成仙信仰在壮族社会中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民俗化特点,同时也成为壮族民间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疾病的隐喻:清前期天主教传播中的医疗文化

清代前期伴随天主教逐渐深入民间传播,其在民间医事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传教士不仅通过施药治病以换取社会好感,直接吸引民众入教,而且通过围绕疾病所建构出的一系列社会想像,在民间社会中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为争夺宗教传播空间而展开激烈竞争.在传教过程中,天主教的圣水、十字架、念珠等物品及各项圣事仪式的驱魔治病功效,曾经被传教士与教徒有意识地加以放大.清前期天主教医疗故事中所呈现的与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之间的仪式对话,是天主教医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虚无为与血牲祭祀——从"鬼道"看蜀地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民间信仰常以血牲祭祀来祈求神灵保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间信仰就会试图革新,向更加成熟的宗教形态演变.道教有着相对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成熟的宗教组织系统,因而成为民间信仰转变的理想模范.西晋蜀地陈瑞的"鬼道"就是一种包含民间信仰和道教要素的混合体,它既把民间信仰常用的"鱼"、"酒"等物作为宗教仪式的祭品,也采用"天师"、"祭酒"、"治"、"传舍"等早期道教的组织形式.其发展过程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浓厚的民间信仰性质,后期组织日益庞大,向正统道教转变的轨迹日趋明显.     

民间信仰之宗教渊源

民间信仰发端于原始先民对自然、祖先的崇拜,祭祀活动于西周之后分化为宫廷祭典和民间礼神二途,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及佛教、道教等对民间信仰长期的互浸互染,致使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及佛、道等宗教的某些神与民间信仰中的对象产生了种种复杂纷繁的交叉、重叠和转换的现象。     

从“宗教”回归“民间信仰”——基于陕北黑龙潭信仰的合法化路径研究

民间信仰的合法化路径,始终是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陕北黑龙潭民间信仰最初通过文物管理所、山地树木园的非宗教身份获得合法社会身份。经过近20年的发展,黑龙潭于1998年终于在当地政府登记成为道教活动场所。以制度性宗教合法化的途径参考,它的"宗教"合法身份的获得理应就此圆满。然而,在2010年黑龙潭的景区规划中,黑龙潭的道观的身份似乎成为一种信仰表达的限制。对此,黑龙潭试图转变其管理者身份,从道观管委会变身为景区管委会,已解决道观身份与景区打造之间的矛盾。黑龙潭的"宗教"合法化问题因而转变成为民间信仰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活动空间的问题。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