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论沈从文的边地军人想象与民国筸军文化的关系

湘西地域文化对于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源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民风民俗,还来自于民国湘西政治、文化等方面共同构成的历史人文环境。他的军人题材作品的创作与民国湘西的筸军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民国筸军文化的三个主要特点即尚武传统、游侠传统以及游民色彩在沈从文对边地军人的想象中都有所反映。民国筸军文化使沈从文获得了第一个社会身份--军人,继而获得了审美观照人生的独特视角,最后促他形成了对社会人生独有的个人化思考。     

论沈从文的民族志书写

沈从文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活动的文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达文化思考的文学文本,二是用文学手段写成的文化文本,即民族志文本;二者共同指向对湘西及现代都市的文化思考,两类文本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志特征。沈从文民族志书写特征的形成原因在于其在跨文化生活经历中形成的相对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与文化的内外部视域的结合,这是沈从文在表达活动中自觉地进行文体实验的必然结果。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民族志特征与民族志写作中的诗学特征的结合是沈从文文化思想、审美思想与艺术思想及其表达在中国现代独立特行的重要原因。     

巫风浸润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抒情性

巫术思维是一种情感性思维,它激发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沈从文、迟子建等中国现当代作家在巫术思维的启示下,注重表现带有原始遗风色彩的风俗画面,形成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追求小说的诗化,使小说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     

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

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即：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沈从文是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学院派现代主义受外来现代主义影响而形成,却有其独创性。它不同于上海现代主义。其典型作品有沈从文的《凤子》、《看虹录》、《水云》等。这些作品从主题到技巧都充分证明了沈从文现代主义特征的一面。沈从文的现代主义作品虽属“非主流文学”,但却影响了后来整整一代的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莫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莫言早期小说刻画了追求唯美爱情的女性形象,给读者带来唯美、温馨的感觉。中期小说塑造的以戴凤莲为代表的野性十足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作者对新时期女性追求全面解放的赞赏。后期小说中充斥着大量女性生理细节描写以及对本能欲望的过分渲染和夸张,使得女性形象变成了男性欲望化对象,构成了对女性的亵渎。这种媚俗化女性形象塑造模式主要是作者迎合市场所致。     

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

苗族作家沈从文之所以能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人的哲学思索。他认为,人是由“兽性”和“神性”两方面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以这种“共通人性”作为创作的准则,创作出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 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文学作品。本文从“兽性”和“神性”两方面阐述了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分析了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内在因素。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禅学意蕴

沈从文文论中所提倡的直觉感悟的审美方式、静观人生与＂和谐-节制＂的美学趣味、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无不与禅宗的人生哲学相契合。解读他的文学思想、探寻他与禅宗文化之间的关系,意图是努力靠近沈从文的历史真貌,从另一思维路径去探讨其文艺思想的独特性,从而为更全面认识沈从文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研究。     

论沈从文都市小说中的反讽修辞

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多以反讽的叙述策略来实现对都市社会的嘲讽。其反讽类型主要有误会式情境反讽和悖论式场景反讽两种。反讽意识的产生缘于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及其与人类现代思想的感通。沈从文都市小说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高超的反讽艺术及其背后深刻的反讽意蕴。     

被“妖魔化”的沈从文——左翼评论家之评论

在左翼评论家眼中,沈从文及其作品是不断被"妖魔化"的过程。文章试图论述左翼评论家对沈从文及其作品是怎么一步一步升级的,为何会被"妖魔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妖魔化"正在赋予了不同的意味。     

情爱意象:沈从文的民俗审美发现

从民俗学角度看,沈从文小说中出现的审美意象显示出与民间情爱主题的某种关联:风、云、雨、水是天地造化的结果,也是具有情爱内涵的意象;自然界许多动植物被赋予了情爱和子嗣繁衍的内涵;民俗节日也是民间男欢女爱的时节。小说中民俗风物的意象化是作者叙事建构的结果。     

论沈从文与朱光潜的文学守望

沈从文和朱光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大师,他们解放前长期生活在一起,有着十分丰厚的编辑经验,而且还都是“京派”的核心人物。其实,编辑与文学生涯对他们来说又是二而一的,他们的编辑思想是其文学主张的实践与延伸。文章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的编辑思想、实践为核心,以他们编辑过程中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对文学“真实”的重视为主线,探讨他们的文学守望,以期映现他们的学人情怀及对当下的借鉴意义。     

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散文中思想情感的矛盾性

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散文中存在着思想的矛盾性。他在经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过程中,现实与心梦的矛盾冲击着他,迫使他寻求精神上和文学信仰上的突围。他感悟到与违背自然的"生活"相比,鲜活的"生命"更多地带有形而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自然与人为的悖谬,使他看到了社会的丑陋,更强烈地追求抽象抒情的审美境界。     

心之灯与冰的火：－略谈鲁迅小说中的幽默与讽刺

讽刺和幽默虽然具有相同的喜剧品格,但在鲁迅的小说作品中,却体现着不尽相同的作用.鲁迅身为现代思想巨擘,在精神品格与思想境界等各个方面都呈现着超越性与先进性,因而也就具备了明敏地观察现实、透视人生的卓越思维,能够以个人的优越笔法,对社会作出超越性的看取,从而形成了幽默的行文,并内化为作者个人的标志性语体.而讽刺则被鲁迅推导至作品架构的前台,从三个矢向描述着现代社会的病态和不足,构筑成揭露黑暗的三种批判文本,并促使读者对造就病态的一切主客体原因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萧萧》、《丈夫》、《三三》、《贵生》的版本问题

沈从文的小说经历了几次改写,形成了不同的版本。通过比较流行范围最广的文集本与基本恢复了初版本原貌的全集本,可以发现文集本基于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新的语言规范等方面的原因所做的修改,虽有积极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影响了小说内涵的丰富性、情节的完整性和人物的丰满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有文本的本性。由此看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善本观念。     

试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民间意识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洋溢着湘西人健全美好的人性与强大旺盛的原始生命力,以及湘西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与崇尚自由的精神,从而使他的湘西世界呈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沈从文站在了民间的文化价值立场上来关注民间、表现民间,体现出了一名现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民间意识与民间情怀。     

浅谈沈从文对湘西民族的“爱”

沈从文对湘西民族“爱”的开掘与抒写，是一种和谐的、仁义的、忧伤的、诗意的“爱”，透视出作者对于“爱”的独特的人格理想和个性心理特征，因而也使其小说成为现代文学中的艺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