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朱子与阳明的“格物致知”

朱子和阳明都把＂格物致知＂作为修养工夫的一个核心,但二人所要＂格＂之＂物＂和所要＂致＂之＂知＂,以及如何＂格＂,却大不相同。从二人对＂格物致知＂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窥探出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以及理学与心学不同的工夫论进路。朱子和阳明的＂格物致知＂差异主要体现在修养工夫的着力点和的价值目标上。     

心学补遗：江门心学的理论特色及学术价值

学界长期以来对心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以陆象山为代表的金溪心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姚江心学(合称"陆王心学")的研究,而忽视了以陈白沙为代表的江门心学,突出表现是江门心学有何理论特色,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的回答。其实,江门心学以"学贵知疑""学贵自得""内外合一""学宗自然"和"因诗写道"为基本的理论特色,其中,"内外合一"特色表现在工夫论域,就是以"心事合一"或"即心即物"为主要内涵的"学无内外"工夫论。这种工夫论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派工夫论的扬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江门心学的理论特色表明:江门心学是一个独立的心学流派;江门心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     

李二曲悔过自新说之诠解

清初大儒李二曲为了对治时代之“过”,在反思理学及整个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该学说以人性本善和“人皆有过”作为“悔过自新”之可能和必要的形上根据,赋予了“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并将消极意义上的“悔”改造为积极的修养方法。在工夫路径上他强调自策自励,要求从转念做起,将慎独、静坐的工夫与人伦日用中的磨炼合为一体。经由悔过的工夫,二曲要实现一种“新”的成己成物打通、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这是该学说的终极人文关切。     

心学批判的有效性及其限度——以王船山的心学批判为例

与陆王心学的兴起演进相伴而生的便是心学批判史的展开,而王船山即此心学批判史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首先,基于心性之辨,批评陆王“心即理”说,克服心学“主体性形上学”,在超越与内在之间保持均衡;其次,承继朱子“格物始教”,并积极回应阳明之问,批评陆王“第一义工夫”;最后,对心学之社会政治风气影响的批判显然属“外在批判”,但针对李贽、陶望龄等对当时文风影响的批判,却也言之成理。可见,船山的心学批判有其思想效力,但亦有其限度,与陆王心学共享“仁义固有”,这决定其在人性的看法上仍属于广义道学,且其“外在批判”存在苛评。     

刘宗周慎独诚意的修己之学

刘宗周哲学理论思维,其心体论是陆王心学的尾声;其《人极图说》是仿濓学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其主敬工夫是洛学＂涵养须用敬＂的翻版;其慎独工夫,是对道南学派静中体认未发之中工夫的提倡,使主体孤独的心灵不至陷溺;其诚意工夫是接着程朱道学讲的,强调本体与工夫、体与用的浑然不分。虽然他没有建构出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思维方法,没有开出新的理论思维核心话题,也没有转换其理论思维所依傍的经典文本。但其所创建的蕺山学派,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特别在浙东学术发展史具有重要地位,对浙东以后学术发展起着推进作用。     

洪觉山学术思想引论

洪垣（号觉山,1507—1593年,字峻之,江西婺源人）融合吸收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心学思想,强调格物致知、博文约礼,发展出以生意为心学归宿的生机（几）之学,心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其晚年融佛道入儒,追求心体的超越,又自甘于偏僻山村,故其博学体系不得传人。其心性工夫论脱离程朱主静或主敬、走入顿悟一系,最终与佛禅＂明觉＂思想合流,标志着白沙—甘泉一系自然主义心学的终结。但是,他重视从历史中获得政治知识,重新诠释格物论,在明代心学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重新阅读洪垣《觉山先生绪言二卷》,可以扩大我们对明代思想的研究,深化对甘泉后学、阳明后学的认识。     

李二曲思想研究状况述评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二曲的思想研究一直是一个不太被学术界重视的领域。一直以来,学术界不仅以“陆王”心学说,“程朱”理学说,兼采“程朱”、“陆王”说和“王学”、“庄”学说等多个不同的视角对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阐析,同时在二曲学的学术宗旨上也观点不一。此外,学术界认为二曲思想的内涵和特色主要表现在“悔过自新”说、“明体适用”说以及教育哲学思想等方面,由此而孕育的二曲思想以启蒙和经世致用指向昭示出鲜明的的时代特色。在此基础上,学术界一致认为二曲思想不仅与关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与实学以及西方文化（天主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曲思想对我们的现代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李二曲心性修养思想评析

李二曲是清初著名学者与思想家。李二曲＂为学次第＂的实修工夫与其在一定的工夫修养阶段的亲身体证和存养息息相关。二曲在中年时期实现了其治学路径的转变：＂鞭辟著里＂,由此而明性见道;二曲中后期的治学路径基本上是以鞭辟著里之功为主要导向的,他学贵敦本,由静坐而知过,由知过而悔过,再由悔过而改过,从而由改过而自新。这显示了二曲治学一味向里的学术特色;二曲倡导＂经纶参赞＂,认为应倡＂明体适用＂的经世实用思想,他主张有志于用世者应从明体类与适用类书目入手,按读书次第来做入门之功,及至中晚年后,则侧重于实证明体之功;二曲思想发展的历程所经历的最高圆融之境是＂虚静光明,超然罔滞＂。二曲认为人思想极诣的实现需要＂化＂功达致＂无声无臭＂之境时才能进一步实现,此时人人皆可为完人、圣人。     

李二曲工夫修养论新解

在清初学术界中,李二曲以思想上兼收并蓄著称,在继承陆王“先立其大”、“致良知”的本体论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从工夫论上融合程朱、陆王,不仅体现在学界多关注的“悔过自新说”上,还在于“慎独”、“静坐”、“主敬”等工夫修养方法,有助于调和或平息宋明以来的学派论辩,在清初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陆九渊学说被称作“心学”之历史过程考

陆九渊没有把自己的学问概括为心学,宋代其他人也没有把它概括为心学。到了元代,有人以"本心之学"、"传心之学"来说陆学。不过,从宋末至元,事实上称程朱学为心学者更多见。明代时以心学说陆学的情形多了一些,但不能说已经很普遍。这样说的人似乎多对陆学持批评态度,陈建与唐伯元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明末以心学说阳明学的情形比较多见,"陆王"之说此时也已出现,但未出现"陆王心学"之名。一直到清中叶,此名始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陆王心学"之说大倡,陆九渊被作为主观唯心主义者。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演变

先秦儒家人性论多从单一方面强调性无善恶或是性善、性恶,这种单一性的人性论不能从根本上合理地解释人作恶的原因和修善的可能性。但是先秦儒家人性论开启了人性本善和向善修养的人性论之先河。先秦儒家人性论经汉唐三品人性论、唐代李翱性善情恶的复性人性论,发展为宋明时期的＂心统性情＂的一心二门人性论,具有其必然性。儒家人性论的发展中,先秦儒家人性论具有性善论起源的启蒙作用。     

儒家德治思想运行机制的考察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不仅适应中国古代国情 ,而且具有一套近乎完善的运行机制 ,主要表现为 :教化、修养与自觉的内在机制 ;礼、法与规范的保障机制以及表率、举贤与劝善的激励机制。正是这一运行机制的作用 ,使得儒家德治思想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考察儒家德治思想的运行机制 ,对我们贯彻“以德治国”的方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机关算尽太聪明，学样不成一场空——从长鼻子故事看“赏善惩恶”模式构成要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思想常常融入民间故事中,引导民众向善弃恶.<长鼻子>故事就是这类故事的代表文本,它以其特有的赏善惩恶结构叙事,集中体现了民众的善恶观.通过对<长鼻子>故事的分析,可归纳出"赏善惩恶"模式的构成要素,即此类故事多以契约式叙事开始,由两个对立主角、两个对称行动和两种迥异结局构成.这种叙事模式以对比强烈的赏罚效果,在寓教于乐中培养了民众的善恶观.     

浅析荀子“性恶”论折射的平等思想

荀子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生理属性,人的这种自然生理属性有向"恶"发展的自然趋势,因此,他得出"人之性恶"的结论。以天赋人性为基础,性无贵贱,人性平等得以展现。"化性起伪",改造人性的道路是一致的,包括作为人所共同具有的潜能的一致性和共同的去"恶"方法的一致性——学习。荀子人性平等思想在实践中有重要的意义。     

简析基督教的人性论

基督教人性论是一种善恶二重的人性论。它以上帝造人、灵魂不死、灵肉对立为其理论前提,在认定人的现实本性为恶的同时,也肯定人的先天本质是善的,并把人性的善恶二重归因于人所具有的神性和人的肉体情欲。对现实人性的批判、对人的先天本质的肯定、认为人性善恶二重,构成了基督教人性论的基本特征。尽管基督教人性论有一定局限性,但它对于现代生活仍然具有某些积极的价值。     

墨子“尚同”观浅述

"尚同"是墨子十大主张之一,意思是说人们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领域内关于是非善恶的意见要统一于上级,小至一乡一里,大至天下,都要逐级上同,直至天子统一于天.墨子认为这是避免纠纷离乱,使社会得到治理的根本措施."尚同"体现了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它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论文从"尚同"提出的原因,"尚同"的含义、方法、目的如何,"尚同"的理论依据怎样几个方面加以论述,以便向研究墨子的专家、学者们学习.     

善恶与教化──兼论基督教和儒学的人的理论

哲学史上长期以来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仔细考察起来,乃是思想步入的一个误区。通过对基督教和儒学的人的理论的考察,我们发现,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先天的,善恶则是后天的,所以人性不可以言善恶。只有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属性才可以言善恶,但抽象的谈论也没有什么意义。真正说来,人们只能说某人或某个团体的某些行为是善的或恶的。善恶的观念是通过教化而获得的,而教化又蕴含着内在悖论。所以人的理论的核心应当从关于人性善恶的虚假问题的讨论转移到对人的本质、人的行为和教化的思考上去。     

论中国古代人性论争的症结所在

人性善恶,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古人先后提出性善、性恶、性无善无恶、性有善有恶、性善恶混等不同主张。对人性的认识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主要原因是有人把后天的染性与先天的天性混为一谈,把染性等同于天性;而有人又把天性与染性截然分开,忽略了天性中的善恶潜质,从而找不到善恶产生的根源。只有把染性与天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结合起来探讨,才能够对人性的善恶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庄子·外物》"两陷"解读

《庄子·外物》中的重要概念"两陷",并非指"陷入利害两端",而是指陷入是非善恶两端的价值偏执,从而造成选择上的困境.庄子试图消解善恶是非观念的偏执,"不谴是非",摆脱人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这虽然满足了一批隐逸之士的精神需要,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和谐的社会秩序必须以良好的道德关系为基础,只有重树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和价值信念,才能真正解决"两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