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乡土文学的国家想象与民族认同

在台湾乡土文学的流变历程中,民族国家想象已生发为一种不可置疑的巨大话语,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在台湾乡土文学中居于中心地位。乡土文学作家们在其创作审美活动中融注着各种各样的国家想象类型和民族认同方式,台湾乡土文学所隐含的一个基本的想象就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台湾乡土文学从发韧,历经日据时期、光复时期至回归时期,民族国家想象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审美特质和内涵。     

晚清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想象

晚清旅外游记生动详尽地记录了中国人最初对民族国家体系的想象与理解.结合安德森和梁启超的理论,笔者梳理出晚清旅外游记中呈现出来的民族国家想象和建构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阶段:一、民族国家体系的直观想象,包括世界地理图景的想象和民族差异与对等的体认;二、民族国家工业的想象,即对西方器物的体认;三、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想象,即对近代西方民主制的体认.     

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话语与文学中的女性想象

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的神话.于此语境,文学作为"民族共同体"最主要的想象方式,也得到了一种同质性的运作和理解.本文即以清末民初思想历史层面的民族国家话语为参照,来探讨此期文学创作的女性想象问题,分析这些文学在认同思想历史的民族国家话语时,又是如何通过艺术拟构来丰富和参与该话语的建构的.     

胡风诗歌的“国族想象”

七月诗派作为中国新诗史上重要的诗歌流派,其现实主义诗风备受关注。胡风作为七月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歌"国族想象"的内涵充分表现了在战火与动乱年代,国家与个人历经的深重苦难,以及超越苦难、追求光明、歌颂新生的美好祈愿。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近代中国"少年"与国家形象发生联系,本质上不再是一个年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政治和文化概念,隐喻一个朝气蓬勃、革新进步的"少年中国".近代中国"少年论述"的兴起,源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更源于近代中国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近代有识之士通过文学翻译或创作,将"少年"与新民、新国、民族复兴等意象联系起来,参与近代中国"少年"的精神世界建构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析

作为现代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而以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政治和以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为特征的民族政治则是这种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其中,较之于民族政治,族群政治往往不仅未能达到多族群国家的预期整合效果,反而制造国家的动荡、分裂,从而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正是在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下,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呈现出"族群政治化"倾向,频频发生动乱。因此,采取民族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成为了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决之道。     

试论孙中山“政治国家”与“民族国家”间的张力

民族国家和政治国家都是现代主权国家,但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在建国顺序与建国内容方面有显著差异.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孙中山力持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政治国家的目标与民族国家统一.由于政治国家价值理念与社会客观现实方面的差异,孙中山思想中残存的封建意识与民主价值之间的张力,以及政治国家理想与民族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举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于一役的思想和实践,非但不能实现政治国家目标,而且也不利于民族国家统一,并最终回归民族国家统一之路.孙中山的政治国家实践说明:政治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而民族精神是政治的灵魂,要正确对待民主与政体的关系,政治国家要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国家.     

虚构的想象强大的力量——论十七年小说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革命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1949年至1966之间的十七年小说通过大量的想象,以政治教育为目的,以革命叙事、成长叙事的结构方式,建构着现代民族国家,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论民族政治体系的建构

民族政治系统是民族政治生活的载体,直接制约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并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根据产生领域的不同,可以将民族政治系统分成两类:国家形态的民族政治系统和非国家形态的民族政治系统,前者产生于国家政治生活,后者产生于“市民社会”。本文从民族国家的分类和划分标准,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类型及管理形式、结构形式入手,探讨了民族国家政治系统和民族地方政治系统对民族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同时对非国家形态民族政治系统也进行了阐述。     

李白的政治幻想和艺术想象

李白在政治幻想中常常以为自己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实际上他的仕途是失败的。但当李白把才华运用于诗歌的艺术想象之中时,其创造性是超凡脱俗的,具有历千年而不朽的价值。绝句《下江陵》是李白在遭受政治打击之后创作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诗人感觉的独特性。     

论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

现代国家构建包含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这两个面向不同而又联系紧密的命题。民族建设是由民族国家引领的、在国家领土疆域范围和政治架构之内进行的,旨在把全部国内族群整合为拥有共同政治文化特质的国族的努力过程,其目标是要实现统一的国族认同;国家建设则是由国家统治阶级依托国家政权力量来主导的,以建立现代国家体制为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相互促发、彼此联系的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现代化过程。两者在客体、评价标准、目标、内容、主要行为承担者、历时性和起始时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加以分析,关注两者间的共性要比强调两者间的差异更具实质意义。分析表明,不能把民族国家的建立视为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完结;不能把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视为彼此重叠的历史过程,简单把民族建设等同于国家建设,而认为只有通过民族同化政策才能确保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取得成效的认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全球化视野中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

正确看待全球化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促进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包括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健康发展的关键。全球政治伦理只能是建立在多样性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相互对话和重叠共识基础上的全球性政治伦理意识和政治行为规范,我们应积极寻找对策,促进这种共识性的全球政治伦理与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民族国家间差异性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制约——以政治价值观与民族文化为讨论基点

民族国家间差异性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制约因素,从政治的角度看,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和民族文化的不同与国家形象的关系最为密切.从全球的政治现实看,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是一个全球性宰制话语,在这一话语下,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塑造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首先作用于人的认知系统,通过改变认知影响人的态度,进而改变人的行动;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所带来的认知和交流的障碍会对国家形象产生重要制约和影响;刻板印象和民族文化偏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一国国家形象的建构.     

民族认同与想象：以撒拉族为讨论个案

撒拉族的族群认同以1954年政府确认其为一个民族以及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为分界线。之前主要表现为与周边文化互动的文化群体;之后的种种族群想象和民族认同具象表明族群的政治性认同始终是族群认同的核心。     

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与国家

当今时代,民族及其相互关系对社会的影响日渐突出,而“民族”概念则根源于今天国家的主要形态——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既是民族与国家的逻辑前提和理论预设,又对民族和国家现象形成实际的规约.时至今日,人类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既然如此,离开民族国家来谈论民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应对民族问题的方式等,都难免隔靴搔痒或者陷入无谓的论争.因此,在讨论民族现象、民族问题、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及民族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时,不妨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客观地说,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坚持“国家主义”的取向,才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治理能够形成并有效实施的基本条件.这也许能够突破自缚之茧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恰当途径.     

群体的“娜拉”——20世纪20年代的女影星与民族国家想象

回顾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中国影坛的几位女影星的人生遭遇和艺术创作,可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现代性文化内涵.她们所塑造的银幕形象与恶势力抗争,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生存的困境,体现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她们的坎坷经历和艺术追求,包含着隐形的大众神话和民族国家想象,也是"五四"一代人向往娜拉式"自由意志"的现实表现,对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国家与民族形象意识：内容、价值与培育

国家与民族形象意识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是维系国家与民族稳定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意识、归属意识和认同意识是国家与民族形象意识的主要内容。培育国家与民族形象意识有助于公民形成政治主体意识、政治认同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全球化、网络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国家与民族形象意识     

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阅读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另一种路径

晚清以降,民族国家诉求实际上构筑了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现代性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崭新的文化象征。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从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中男西女”的联姻想象,到上世纪50-70年代文化空间的“厌女情结”,以及最经典的民族国家叙事对“新时代的女性”的意义设定,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因此,从性别视角介入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应该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不容忽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