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结构与集聚:耦合机理与演化特征——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为例

沿海地区是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地带,认清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交互的耦合关系,对培育并形成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产业集聚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体系、灰色关联模型、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以及灰色GM(1,1)模型,从时空演化角度揭示了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产业集聚之间互动关联和耦合协调的特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和空间合理布局的新契机。研究表明,中国沿海地区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之间存在互动耦合、协调促进的作用关系,并表现为波动增长、稳定下滑和良性发展三个动态发展阶段,经历了相互适应、相互作用与不断增强的耦合作用过程,而有效改变二者之间的协同模式和发展路径是推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旅游产业效率提升和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高铁对湖北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测量湖北省2005—2012年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对比高铁开通前后其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变化,分析高铁对旅游及相关行业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2009年高铁开通以后,湖北省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显著提高;高铁对湖北省各旅游行业集聚水平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对商业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的影响程度最大;在全国范围内,湖北省旅游产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且增长速度缓慢;湖北省内旅游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不均衡,武汉、宜昌等交通枢纽城市旅游产业的集聚水平不断增强。针对目前湖北省旅游产业的集聚状况得出一些结论和建议。     

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旅游产业集聚是旅游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必经阶段,为研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熵值法、ESDA方法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类型以H-H和L-L集聚为主,二者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演变趋势在整体上均表现为以原有集聚区为中心向邻近地区扩散的特征;旅游产业集聚不仅能显著带动当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且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交通改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均能不同程度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旅游碳排放强度则显著抑制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和旅游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正溢出效应,交通改善呈现出显著的负溢出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以旅游产业为例

选取我国主要旅游城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以客运成本为纽带建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集聚的计量经济模型,以此来检验空间经济学中运输成本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变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产业集聚变动及空间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且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我国现阶段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以高铁建设为代表的质量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更加明显。基于此,建议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加强高速铁路建设,进一步降低我国综合运输成本,减少产业集聚阻力;提升运输服务质量,加快我国交通现代化发展进程,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集聚机理及响应路径

区域交通改善是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传统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整合,为研究区域交通发展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范式。武陵山片区交通网络节点上发育出6个显著的旅游产业集聚区：张家界旅游集聚区、怀化旅游集聚区、凤凰-吉首-永顺旅游集聚区、恩施旅游集聚区、黔江-武隆旅游集聚区、铜仁旅游集聚区。从机理和路径解释：首先,区域交通发展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中作为源区域因子的区位和资源禀赋产生影响,导致了初始的旅游产业集聚;然后,时空距离和感知距离被进一步压缩,影响到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中的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以及空间成本,深层次改善了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未来,要依托交通集散枢纽,建设立体化、层次化的交通网络,以及统一的无障碍交通导向政策,以实现旅游产业集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集聚机理及响应路径

区域交通改善是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传统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整合,为研究区域交通发展与旅游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研究范式。武陵山片区交通网络节点上发育出6个显著的旅游产业集聚区：张家界旅游集聚区、怀化旅游集聚区、凤凰-吉首-永顺旅游集聚区、恩施旅游集聚区、黔江-武隆旅游集聚区、铜仁旅游集聚区。从机理和路径解释：首先,区域交通发展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中作为源区域因子的区位和资源禀赋产生影响,导致了初始的旅游产业集聚;然后,时空距离和感知距离被进一步压缩,影响到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中的金钱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以及空间成本,深层次改善了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未来,要依托交通集散枢纽,建设立体化、层次化的交通网络,以及统一的无障碍交通导向政策,以实现旅游产业集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品牌影响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品牌既有强化效应,也有弱化效应。随着产业集聚的发展,首先会出现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品牌的强化效应大于弱化效应的现象,但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业集聚对区域产业品牌的弱化效应将更为明显,最终超过强化效应;而且这种强化效应和弱化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因此,政府应根据每个地区自身的特点以及产业集聚程度发展的不同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战略。     

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引入城镇化这一重要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1）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前提下,中国旅游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城镇化从总体上抑制了旅游产业集聚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效应;（2）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则显著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2007-2016年的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显著强于1997-2006年;（3）城镇化对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同样呈现出不同的时空格局。     

基于EG指数的烟台市旅游产业时空发展集聚研究

旅游产业集聚是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空间聚集现象.本研究运用EG指数模型,选取2001—2015年的经济普查数据,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对旅游产业的时空集聚程度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烟台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度呈现出先集聚后分散的趋势,产业分布渐趋分散与均衡.最后,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了烟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基于区位熵方法的旅游集群产业集聚度评价:以沈阳市为例

区位熵方法在区域经济学领域被广泛应用,用于测算并反映某个特定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文章根据旅游产业自身特点,选择旅游景点、星级酒店、旅行社、旅游人次和收入作为观测对象,通过统计年鉴抽取了2000年、2005年、2010年沈阳市旅游产业相关数据,依据区位熵方法对沈阳市旅游产业集中化程度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反映了沈阳市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集群在空间上的集中程度所呈现的差异:相对于旅游景区景点和星级酒店的“高集聚”,旅行社企业和入境旅游者的空间集聚程度表现为“低集聚”.该结论为区域旅游产业集群在城市空间维度上的均衡发展与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实现旅游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前提。以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使用2007—201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借助DEA-Malmquist模型、自然断点法和受限因变量模型等研究方法,探讨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互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这对于全面揭示城市群内部旅游空间结构,促进旅游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且这类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市域差异。具体表现为长沙、湘潭、益阳和娄底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建设与效率间协调程度不高。城市群公路交通、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对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未来,长株潭城市群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与旅游产业融合,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实现旅游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前提。以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使用2007—201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借助DEA-Malmquist模型、自然断点法和受限因变量模型等研究方法,探讨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互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这对于全面揭示城市群内部旅游空间结构,促进旅游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且这类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市域差异。具体表现为长沙、湘潭、益阳和娄底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建设与效率间协调程度不高。城市群公路交通、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对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未来,长株潭城市群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与旅游产业融合,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定量模拟与验证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探究我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发展态势以及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对我国旅游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过程同样伴随着城市群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随着时间推移和城市间旅游产业的“竞合博弈”,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呈阶梯状攀升的演化态势。作者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得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演化规律的几何表达式,并基于改进的钻石模型6项准则层构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客观赋权法计算得出中国城市群各城市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使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得出中国十九个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综合得分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全局时空演化分析;最后使用模拟验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进行拟合验证进而探究中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发展路径。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基本结论: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在时间序列上呈阶梯式攀升态势,城市群中心城市不断与周边城市展开“竞合博弈”形成城市群旅游产业共同体从而促进城市群整体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但这种上升状态并不是严格规律性的,有时会出现不显著提升甚至下降的情况。截至2018年,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研究中将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划分为五级,随着时间序列变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级别均有所提升;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平均攀升速度为4.38％,其中国家级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高,地区级城市群次之,区域级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低;中国城市群中以胡焕庸线周围的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最强,东部地区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要稍优于西部城市,基本以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主的高竞争力城市向周围城市呈“阶梯式”下降。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函数曲线得到了实践验证,在城市群发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可采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函数模型分析预测中国城市群未来的旅游产业竞争力。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空间特征探析

基于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的理论,结合目前北京3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将其聚集区产业类型和空间布局相结合,尝试对形成分布特征及其原因进行解释,结果表明:(1)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明显,主要集中在四环以内,更多地分布在城区北部;(2)创作型集聚区既需要高级创意人才又需要合适的创意环境,其布局偏向于高校或者自然条件合适的区域,通常出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现象;(3)消费型集聚区主要以旅游文化为核心,布局在北京市人文底蕴深厚、自然景色优美、人流量大的地区;(4)复合型集聚区布局在市中心或CBD边缘区,与北京传统的文化生产、消费中心有延续关系;(5)创意产业集聚旧城,促使产业顺利转型,出现"新经济空间",而新区创意集聚区则成为地区经济文化的"增长极"。     

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产业集聚度与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基于2002-2012年中国制造业2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以产业集聚度与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就全行业样本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而言,在低或较低的产业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在高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而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伴随着集聚度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正面作用则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变得不显著;在对外开放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负向作用。这就要求合理引导、控制产业集聚度,并根据行业特点通过自主创新等措施以适应不同的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     

新能源产业聚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西藏除外)2003-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内地新能源产业聚集程度进行测度,并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新能源产业聚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我国长三角地区新能源产业聚集程度最高,其次是广东、山东和辽宁等沿海地区,西部地区新能源产业的聚集程度最低;(2)新能源产业聚集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即:新能源产业聚集度越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越快。     

耦合协调视角下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研究——以桂林11县为例

基于系统理论和协同理论,构建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0—2020年桂林11县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关系,并采用灰色关联法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桂林旅游业和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两者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但耦合协调度基础相对较差,耦合协调水平整体有待提升;旅游产业结构、旅游公共信息和旅游公共环境是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据此,桂林旅游业与旅游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应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并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