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兼与章建刚同志商榷

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能否纳入当下的伦理体系?笔者不赞成那种把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对立起来的观点.诸如"恕道"精神、商业伦理、"中和"哲学等儒家伦理中的某些重要思想非但不与市场伦理相悖,而且恰恰是市场伦理所必需的.中国当代市场伦理的建立离不开儒家伦理这一民族特色,但不能以儒家伦理为其本位和核心.     

论伦理人类学视域下的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合理性

儒家伦理存在普适性和特殊性的论争所隐藏的意义是儒家伦理具有丰富多彩的样态。以伦理人类学为视角并通过"意义—实践"、"理一—分殊"的文化意义考察表明,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伦理传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必然,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的解释力和价值只有在文化形态之中才具有可信性,儒家伦理只有在文化形态中才能展现其现代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发展。     

"对话范式"视域中的儒家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为了凸显儒家伦理的对话意蕴与当代价值,通过文献疏解与比较诠释相结合的方法,从"对话范式"的视角对儒家伦理作了探幽发微与阐述诠解.认为儒家伦理并不以孤芳自赏、默默独语的"独白范式"为其主要诉求,而是以主体间的平等协商、真诚沟通、悬置中心、宽容互让的"对话范式"为其基本归依.我们不惟在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仁"那里明辨其对话意蕴与共在诉求,亦可在其重要范畴"忠"、"恕"、"诚"那里体味其对话精神与交往理性之维.儒家伦理不仅较早批判了独白主义的伦理范式,而且能为走出当代伦理困境,重建当代伦理对话精神,构建生态和谐的光明大道与诚心友爱、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以及中西文化的和谐共处提供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及其变革

文化血脉是慈善伦理的根基。寻找当代中国慈善伦理发展的正确之道,必须研究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文化,把握其慈善伦理的内涵及其特点。儒家慈善伦理以"仁爱"和性善论为基石、以"义以为上"的价值观为支撑,道家慈善伦理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基石、以善恶报应为支撑,佛教慈善伦理以慈悲为核心、以因缘业报说为支撑。尽管三家特点不同,但它们都融合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血脉中。21世纪的中国,慈善伦理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伦理观念、伦理关系和实践形式上加以变革,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神圣的使命。     

先秦儒家思想中“父子相隐”的伦理大义

“父子相隐”的儒家公案,蕴涵了许多儒家的伦理大义,也引起了很多方家的争论,但其所表达出的伦理意蕴,对现在的中国社会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父子相隐”至少体现了“孝”,“慈”,以及更为根本的“亲"三方面的伦理意义,同时也体现出了儒家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儒家的伦理思考方式——以《孟子》与生命相关的例子为据的讨论

以《孟子》中几个与生命相关的例子为根据,对儒家伦理思考问题进行讨论:首先,由"礼"(经)与"权"之辨/辩看儒家的原则与情境之思;其次,由"生"与"义"之辨/辩看儒家的超越道德观;再者,由"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见牛未见羊"看儒家的禽兽对待伦理;由此试图找出儒家的伦理思维逻辑。分析认为,儒家伦理也有类似西方哲学的原则性思考;儒家可得出一个基本伦理原则:"义"高于"人命","人命"高于"礼","礼"高于"禽兽之命";儒家并不关注禽兽之命的高下区分,禽兽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才是合宜对待的重点;只有"人"之存有,我必须以诚敬、真情实感面对他们;这就是"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的真义,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思考。     

“中和位育”与现代公民社会

如何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儒学重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既需要我们对儒家伦理的"前现代性"有充足认识,更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过程中作为一项思想资源的意义.公民社会的这种伦理要求与传统儒家伦理在诸多方面是相颉颃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拔高传统儒家伦理的"精神价值",无论怎样强调它的超越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儒家伦理是产生于"前现代"的伦理观念,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宗法血缘型社会,这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公民社会是有天壤之别的.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文化之我见

晋商和徽商相继兴起于明代中叶,两者虽处于不同地理环境,但其伦理内核均体现了"仁义"之道;虽然"商"与"儒"的角色定位侧重点各异,但其伦理本质都体现了儒家的义利观;晋商与徽商的伦理方式稍有出入,但其商业经营谋略与儒家的治人、治世、治国之道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晋商与徽商由盛而衰也引起了人们的深刻思考。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架构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和"常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政治伦理逐渐形成了以礼仁、民本、中庸、和合、忠孝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伦理架构。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政教分离、历史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现代意识,对儒家政治伦理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因此,只有对现代意识进行解构,重新恢复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与和解,还儒家政治伦理以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价值。     

孔子伦理思想的体系与结构

认识孔子思想,必须从认识其伦理思想开始,因为伦理思想是孔子创立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孔子伦理思想源于远古氏族血缘宗亲观念,并从西周礼制和宗法观念中全面继承了三代的伦理遗产.孔子创立儒家伦理思想的目的是为其恢复三代政治理想和"克己复礼"服务的,也是为了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治理乱世的伦理约束机制.因之,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精神实质是"亲亲而尊尊","敬上而尊长".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孝"悌"忠"信";其伦理思想的基本关系框架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孔子伦理思想的价值体系是从"亲亲"的目的出发,注重血缘关系和宗法礼制的传统原则,从维护"尊尊"的目的出发,强调了血缘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合而为一;孔子伦理思想的价值判断准则是不重形式而重本质,强调"亲亲尊尊"的精神高于一切,并且认为"百行孝为先".     

论天道与人道——以辨析康德之先验自由及其与实践自由的关系

以儒家之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看来,康德先验辩证论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之"先验自由"与第四个二律背反之"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两者合起来正是指向儒家所谓天、天道或天理,而康德所谓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亦是想表明人道源于天道,以及由此而进一步人道与天道为一。康德沿袭西方神人之际亦即天人之别的一贯之旨,以至于天道不能同人道贯通,人之性不能充尽圆满地体现神之性或天之性,因而在人性本善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不能也不敢充分肯定人之善良意志就是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即使肯定人之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也要由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先验自由来奠基。这恰是康德也是整个西方理性的最大局限之处。     

天人之学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天人之学认为天地是人的本原,人与万物具有平等的存在意义,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构成相为相济的整体。人既利用万物又当保持自我节制,万物于人不只有实用价值,更有审美与道德上的意义。顺应自然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原则,主张在理解和尊重物之自然的前提下,人力的施为与物的存在特性和发展方向内在一致,顺物之自然性而为且不突破物所能容受的限度,人力顺应自然力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放纵人欲会过度耗损自然资源,伤害人的生命,败坏人的德性,造成社会纷争。凡此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在于,人当尊重、敬畏自然,扬弃与万物单纯的实用关系,恢复与物的全面丰富的关系,顺应自然而为,而节制物欲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釜底抽薪的意义。     

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

章学诚对清初浙东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管窥方祖猷章学诚在其《原道》篇里继承了黄宗羲唯物主义道器论的观点,进而从道和器的质的规定性、道因器而显及六经皆器等三方面予以发展,章氏又继承了黄宗羲和万斯同史学经世的现点,并从通器论、经的本义和经世必须联系当代三点,对史学经世作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在史德上,章氏从万斯同史家必须“平心”的思想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史德”的概念,并从治史的原则、治史的困难和治史的主现要求三方面对史德问题作了透彻的分析。由此可知,章学诚是清初浙东史学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不过,由于世迁时移,他的史学思想与其前辈相比,也有较大的差异。     

从对太平天国的研究看史与论的关系

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来看,史学界对史与论的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处理好。我们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是无限拔高,就是曲意美化。而对它客观存在的不足之处,往往视而不见。罗尔纲先生一生专治太平天国,成绩卓著。但在史与论的关系的处理上,也颇多失误。这和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政治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不是哪个个人的行为。现在可以讨论这个影响整个史学界的关于史与论的关系问题了。     

从河间到中央:董仲舒与景武之世儒学演构

董仲舒少受齐学影响,壮游河间,以五行对河间献王。后入朝为博士,下帷发愤,潜心大业,建元年间上《天人三策》。作为太中大夫,一名高级郎官,顾问应对、参与机枢,为汉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文教措施,构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大厦。他的学术活动见证和推动了景武之世儒学从河间天礼之学向中央天人之学的演构。     

略论近代反满的原因及其影响

在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过程中,反满是永恒的主题.但反满的原因及对以后的影响各不 相同.通过分析其反满,揭示"满人"到"满族"概念的转变,从一个侧面解释随着西方民 族主义的传入,在中国传统文化观下的部族概念怎样演变为现今的所谓民族概念,以及这种转变对近现代中国产生的影响.     

罗尔纲先生与太平天国历法及纪年研究

罗尔纲先生数十年锲而不舍地研究太平天国历法及纪年,细心排比,用翔实的史料证明了太平天国历法纪日干支、礼拜较阴、阳历"差一天"的事实;"差一天"的原因,则应该"悬而不断";太平天国纪年下限,应定为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1869)四月十一日。     

天人关系新论--先秦"天"的观念演进及儒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

西周春秋时期,"天"的神秘色彩淡化,"天命"观逐渐被带有客观性和伦理性的"天道"观所代替."人"从"天"的威势中解放出来,"人道"上升到与"天道"并列的位置.儒家又顺应这一趋势,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论,并把"天人关系"的主题定在"人道"上.儒家为"人道"制定了"中庸"的目标和"礼"的行动指南.     

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审美读解（上）

从定海石到金箍棒、“玉帝甚不用贤”、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等故事情节的解读，阐释了吴承恩《西游记》的审美意蕴。通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原型从诗话、杂剧到百回本小说的演进，大闹天宫情节的拓展，分析了“大闹天宫”在“横云断岭”式结构中的地位，得出吴承恩在情节的处理上点石成金的奥妙有两点可供借鉴的经验：吴承恩善于根据人物性格去创造典型情节；吴承恩善于创造幻想性情节去表现人物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