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学以济大同--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政治维度初探

王阳明有着非常深切的救世之心,“成物”或者说“外王”是王阳明的核心关怀之一,把握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应忽视此点。王阳明认为世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之学不明”,他开出的救世之方是“讲明致良知之学”,显然,其“致良知”之学有着很明确的“外王”旨趣。王阳明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人人视人如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讲明致良知之学”,使人人致其良知才能实现。     

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

王阳明之“知行合一”基于“心外无物”的存在,而此存在的分裂则是造成知行二分的原因。就知行本体言,“知”是作为万物本体之良知明觉的发见,并且因心物一体之故,良知明觉之发见亦即存在之开显;“行”包括人之意念与身行,但因意念、身行与万物之存在一体不分,故“行”实指向良知之开显或存在之开显。因此,“知”与“行”皆为良知在时间中的开显,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向。就功夫言,“知”指体知良知,“行”指开显良知。因为良知非存在又与存在不分,且心物一体之真实存在没有主客之分,故知良知即开显良知为一体性的存在而抵达良知。因此,“知行”是一个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皆指开显良知为真实的存在,即一体性地“存—在”是知行合一功夫的本然。     

王阳明“心外无X”与胡塞尔“意向性对象”之比较

为比较分析王阳明心学体系的重要命题“心外无X”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范畴“意向性对象”，从现象学的“意念与现象”角度对“心外无X”进行诠释：X是意念中的X，是认识与物自体的再创制，是存在于人的意识领域的X．是现象界里的X；心是X产生的源泉。即“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养生：心不留物

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提到“心外无物”时说“物就是事”。心外无物就是心外无事。我们的身体受心指使，心发射出一道光，这道光就是意，意的本质是知，意所射到之处是事。如果你意不射出，那么，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心外之物（书）。     

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思想

“万物一体说”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万物一体说”思想的提出，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心即理”是陆九渊提出来的，王阳明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发挥，成了他“万物一体说”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由于“心”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是“天下之大本”，所以，世界的一切，离开了“心’就不复存在。因此，王阳明指出：”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王阳明的“心”即是“良知”。他用“良知”把心…     

由仁转智——论阳明学派对“是非之心”的辨析

对宋明理学家而言,如何理解四端之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程朱一系的解释中,仁之德性“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四端之中心。阳明学兴起后,由于王阳明对是非之心的强调以及“知”“智”古字相通,因此部分王门后学提出“良知为智”这一命题,并进而主张“知（智）亦统四端”,倾向于以“智”的角度诠释良知,并通彻于心德之全部,希望由此彰显并保住心之超越性、涵盖性、主宰性以及纯粹至善无对性。仅以对是非的判断定义良知,引发了部分学者以后天之念而非道德本心理解良知的歧见,由此又引起了王门内外学者的理论反思。     

王阳明道德情感理论蠡测

王阳明道德哲学的要旨在于心体的重建,表现为扬弃性体的超验性质与超越心的个体之维,实现道德生活的情理统一。面对理学的内在紧张,王阳明主张“无心则无身”,强调道德主体的情感品格;主张“心外无善”,注重道德行为的情感驱动;主张“致极良知”,开发道德自律的情感机制,由此形成了他系统的道德情感理论。近代西方伦理理性主义的逆转源于道德情感理论的产生,那么研究王阳明的道德情感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道德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形态无疑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向。     

王阳明的天人合一观及其现代转换

天人合一被中国古代哲学家视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在众多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观点中 ,王阳明的“人心即天理”、致人心之良知即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 ,是一种更为透彻的天人合一观。王阳明的天人合一观 ,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给我们以启迪 ,而且在哲学思考方式和价值理性方面 ,还可以实现现代转换     

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即理”有两层含义：“心外无理”和“心之本体即理”,由此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把物带入敞开状态。存在的澄明即心之本体的呈现,即“知行合一”。“心外无理”确定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性质,把“知行合一”与常识所谓的知与行的一致区分开来;而“心之本体”的呈现也正是“知行本体”的呈现。阳明哲学在以“心外无理”为基础展开的本体追问中,“知行合一”是存在的澄明境地,知和行在本体上是一体的,但如何达到知行合一,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不动心与不动气——中年王阳明的静定工夫论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到揭示致良知宗旨之前,是其思想上的中年时期。“不动心”与“不动气”作为主体精神稳定和内在力量成熟的体现,在阳明这一时期的生存境域中出现频繁,二者共同构成其静定工夫论言说的重要脉络。在应对军事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中,心气不动之所可能,与阳明自信本心以及义理担当密切相关。气的顺适与心的静定,乃为同一事件,皆指向主体对生生不息的本体之探索与契会。阳明教揭良知之后,二者皆被纳入致良知工夫中去。从不动心（气）到致良知,阳明的学养造境从中日显邃密精微,圆熟自然。中年时期的王阳明最终得以突破自我生命的限制,在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中实现了双重开拓与转进。     

乐之境--王阳明"乐"思想研究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乐”思想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心灵经历艰苦磨练的亲悟。本文认为王阳明所说之“乐”是本体、工夫和境界的同一,是人的基点、人的追求和人的归宿的同一。王阳明的“乐”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生命的存在与本质,更好地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心灵的恬静与和乐。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内百年阳明心学研究述要

国内阳明心学的现代研究始于1910年代。1910-1950年，阳明心学研究是根据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基本理论架构；1950-1980年，主要是台湾学者在阳明研究中作出了一些推进。1980年，大陆阳明心学研究重新起步，突破了唯物唯心二分式的理论框架向纵深发展。直至今日，阳明心学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展开，取得了较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阳明心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之一。     

阳明心学“三路向”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在道德培养上有三种路向:第一种从“负的方法”(格心)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格心-去恶-致知”(由反至正);第二种从“正的方法”(良知)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传习-为善”(由正至正);第三种从“合的方法”(知行合一)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念发-意行”(由知至行).在这三层结构中,“格心”是起始,“良知”是目标,“致良知”是途径.阳明心学的“行”是内心世界的“意行”,不是道德实践的“践行”.大学生道德培养的着力点是防止“知”而“不行”.内外统一、实践考察、德福统一是防止“知”“行”脱节的枢机.     

明清之际文人的山水游历"适性"观

明代中期兴起的王阳明心学思想,张扬了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心学思潮,引起对人之本性的思考.心学的兴起促进了自然人性论和文学性灵说的崛起,同时也促使文人的山水游历观念发生重大变革,引发了一场对逸游败德论进行解构和颠覆的思想运动,形成了山水游历的"适性"观.山水游历的"适性"观具体表现在:在胜境之中游目骋怀、直抒胸臆;于山水间娱乐性情,让心与自然得到高度会通;以"狂放"的方式体悟自然,体会至上乐趣.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论心学对“良知自由”传统的复兴与发展

中国的自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式的良知自由。良知自由富于伦理意义而对政治自由缺少自觉意识。明朝中叶兴起的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构成了一种反动,在道德主体的觉醒意义上复兴了传统的良知自由思想。之后,李贽追问了私人利益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将政治事务从僵化的儒家伦理评判中解脱出来,肯定政治统一与秩序稳定的首要价值;另一方面批判简单执一的良知标准,承认个人合理的私利欲求和不同主体的多元价值追求,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心学的良知自由思想,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自由的思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