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第一个近代军火工厂——吉林机器局

吉林机器局创办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在中国近代史上,吉林机器局是洋务运动中官办军火工业中的一个中型工厂。吉林机器局从建成投产到被沙俄破坏,历时十八年,生产了大量新式军火。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个使用西方先进技术的近代工业,吉林机器局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论天津机器局

天津机器局创办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它是继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之后清政府经营的又一个规模较大的办军事工业。本文试就该局的创办原因、经营过程作一些必要的探讨,并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李鸿章与捻军

太平天国失败了,但北方的捻军却正处在全盛时期。它接替了太平天国的未完事业,成为中国大陆上抗清运动的主力军,使清廷的反动统治,仍然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中。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五月十九日僧格林沁的内蒙古骑兵,被全部歼灭于山东荷泽。捻军的这次巨大胜利,使清廷拒绝使用汉族军阀军队“攻捻”的打算宣告破产,下决心再次依靠汉族三大     

山西近代工业的发端

山西的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是1892年(光绪十八年)创办的太原火柴局,连同1898年(光绪廿四年)办起的山西通省工艺局和山西机器局,表示山西的近代工业由此建立起来。和我国东南沿海相比,山西的近代工业落后了半个世纪。因为山西地处内地,并非对外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对山西的影响较晚。1882年(光绪八年)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就开始鼓吹洋务为当务之急,并在山西设立洋务局,这算是洋务运动在山西的先声。但实际在山西进行洋务活动,创办山西近代工业的,是湖北人胡聘之。胡从1892年出任山西布政使,1895年升任山西巡抚,直到1900年去职。胡聘之鉴于长江流域     

清政府所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性质问题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清政府先后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厂,大小共计16所,较大的有上海江南制造局(即江南造船厂的前身)、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建船政局等。关于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的性质问题,我以为应从下列三方面加以考察:(1)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2)它们的所有权和生产目的;(3)它们生产经营方式的特点。首先,这些近代军事工业是我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运动是当时地主阶级对外不能抵抗帝国主义对內     

固始县发现李鸿章 乔松年、丁宝桢等人手札

去年十二月,我听到固始县发现李鸿章、丁宝桢,何绍基等人手札的消息后,便到固始,亲眼浏览了这批手札。 这批手札共有五十多件,约万余字。其中大多是1866—1867年间李鸿章、丁宝桢写给乔松年的信件。手札中只有一封是丁宝桢的幕僚代书的,其它均系李鸿章、丁宝桢亲笔书写。当时,李鸿章身为清朝的钦差大臣,督办“剿捻”事务;丁宝桢时为山东巡抚;而乔松年则任陕西巡抚。     

“捻军正名”质疑——和罗尔纲同志商榷

1960年2月出版的《安徽史学》创刊号上,刊载了罗尔纲同志的一篇长文:“捻军正名——一个有关立场问题的名称的商榷”。我在反复读了这篇文章以后,逐渐地产生了几个疑问。现在提出来,请罗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教。罗先生认为,在我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活跃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一带,其中主要是安徽的蒙、亳地区的起义农民,即通常被称为捻军者,不应称为捻军,而应“在(捻军的)不同阶段中,对它提出不同的称请”——如1855年张乐行号为“大汉明命王”后,就应称为“大汉起义军”或“大汉”;1857年“加入太平天国”后,应称为“太平天国张乐行部”或“太平天国龚得树部”等;1863年蒙、亳军队数万人请“遵王赖文光领导”后,应称为“太平天国新军”或“太平天国鲁王任化邦部”、“太     

西捻军铁灶介绍

西捻军铁灶(图版三之二)高四○公分,口径四十三公分。一九五七年,华县下庙乡任光前同志捐赠于陕西省博物馆。任光前的高祖母王氏尝云“这是同治年间长毛军遗下的”。根据太平军资料:太平军余部赖文光于一八六四年天京陷后,被捻军推为统帅。赖以孤军在鲁作战难久,令燕王张宗愚领导西捻军入陕,联洛西北起义回民以壮声     

左宗棠与兰州制造局

原任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奉调陕甘总督,镇压捻、回起义。第二年左军分三路入陕,执行“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1868年扑灭西捻军后西进甘肃,宁夏。1872年7月,左军大营进驻兰州,并把西安机器局(临时设立,规模很小)也迁至兰州,命名兰州制造局。     

吴大澂东调帮办吉林边防小考

吴大澂是晚清吉林政绩卓著的省级大员,他曾创办机器局,编练边防军,为东北地区步入洋务运动行列,向近代化迈进,作出过贡献。吴的这番成就,首先应归功于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保举,众论所及,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李保举吴的动机何在?此     

张乐行殉难日期订误

1863年3月,皖北根据地陷落,前期捻军最高领袖、大汉盟主张乐行被捕殉难.至于殉难的具体日期,或说23日,或说24日,实际上都是错误的. 据《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178记载: “(同治二年二月)初五日(23日)晚间……逆首张落刑(乐行)仅带数人,窜至该寨(宿州),经李勤邦等将张落刑并伊子张(氵喜)及伊义子王宛儿,一并诱擒.”     

冯凯：《冯桂芬和他的〈校邠庐抗议〉》

如果能用一个文本的现代重印版的数目来评判它的参考价值，那么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在现在的重要性似乎跟它在十九世纪末差不多。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来读这部作品。是将《校郇庐抗议》(此后简称《抗议》)作为“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来读——如中州古籍版在封面上标明，使读者将它看作社会改良和经济改革政策的建议——还是作为对由两位皇太后和恭亲王摄政的同治政府的合法性的抗议来读，     

二十世纪前叶新教育中国化道路的回顾与反思

随着１９０3年癸卯学制的颁布，新学校体制在中国建立起来，并迅速通行全国。由于这一剧变基本上是由外力促成，且严格参照外国模式进行，这就决定了新教育中国化的迫切性和艰巨性。时至今日，我们尚不能说新教育已彻底中国化了。本文试图从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对二十世纪前叶新教育中国化的曲折道路，作初步的回顾与反思。一溯本清源，中国近代教育施行新学校制度，始于同治二年(１８6２年)之京师同文馆，但其组织形式尚有几分书院性质。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新式学堂逐渐兴起，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共计创办各类语言学堂、技术学堂、…     

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

洋务运动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之一。它搞了三十五年,占了中国近代史将近一半的时间;它涉及的问题极端重要,关系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这样一个社会向何处去的大事;它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争论问题很是不少。下面根据洋务运动的几个问题,谈点我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请批评指教。 (一)洋务运动的性质和阶级基础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封建官僚、洋务运动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了一个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这是洋务运动时期一个举足轻重的企业。对这个大型企业的成败得失,当时就众说纷纭,以后更是评论不一。本文拟就汉阳铁厂的成立对中国钢铁工业近代化作用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这对正确看待汉阳铁厂、洋务运动及当今对外开放、搞活经济、引进外资等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张乐行的革命精神永在——纪念捻军领袖张乐行就义一百周年

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一八六三年四月五日(同治二年二月十八日),伟大的农民领袖、捻军盟主、太平天国沃王张乐行,在安徽省涡阳县义门集西北的周郢,壮烈地牺牲了。他为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事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五十三岁。张乐行是农民革命的领袖,是反封建的战士。他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斗争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当今天我们正在和国内外一切     

刘铭传与近代台湾人才的开发

刘铭传(一八三六——一八九五年),字省三,安徽肥西县人。一八八四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一八八五年,台湾正式建省,刘铭传首任台湾省巡抚。在他抚台的七年期间,制定了“台湾近代产业开发计划”,陆续创办了军械机器局、火药局、伐木局、邮政总局、通商局、煤务局、蚕桑局、官药局、清道局、铁路总局等。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

1951年广东中山县在土地改革中发现旧香山县孙氏祖尝旧契約四张和管公尝旧賬簿一个。这四张废契約包括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孙梅景等卖田契一张,同治二年(1863年)孙达成兄弟二人开荒合約一张;同治三年(1864年)孙达成兄弟三人开荒合約复本两张,原归翠亨村孙中山故居陈列館保管;因同治三年的合約有两份,該館把其中一张贈給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紀念室”,其余三张,去年由中山大学历史系陈胜粦同志从中山县借回来。感謝他們将这些資料提供給我写成这篇文章。     

领导成分的不纯是陕甘回民起义的主要弱点

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在西北的陕西省和甘肃省(包括宁夏和青海的东部)许多回民和汉民杂居地方爆发了回民起义,当时回民能一呼百应地起来,这在根本上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民族政策所造成的。虽然回民的起义同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事实上互相配合,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同太平军或捻军打成一片.为了说明这一现象,胡绳同志著文写道:对此必须看一下回民起义的领导成分。起义的基本群众虽是遭受重重封建剥削的贫苦的回民劳动群众,但其领导者一般的则是回族中的上层剥削分子。例如在宁夏的大头领马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