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为什么要选择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已过去52周年了,但时至今日,它仍是党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特别是1987年黎汝清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出版后,围绕对小说的评价,史学界又掀起了一次皖南事变研究的热潮。这次热潮在不少方面把研究引向了深入,澄清了一些问题,但对其中的一些关键之点各家仍存在较大分歧。下面就争论热点之一即新四军皖南部队为什么要选择南走茂林的北移路线谈点个人意见。     

正确的方针 精湛的艺术──论毛泽东处理皖南事变的英明决策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展到顶点的标志。如何解决好这一事件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好事变后的国共两党关系，就成为对共产党人驾驭形势并将其引向有利于人民方向发展的能力的考验。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斗争方针，成功地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表现了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皖南事变后，群情激愤，全国哗然。中国共产党内表现出几种不同的情绪。有悲观主义情绪，认为皖南事变就是新的“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已破裂，主张忍让。有激进主义情绪，主张在军事上立即进攻，以…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新闻统制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借助于中央社对国内新闻的垄断权,不仅控制了所属报刊的信源,而且通过中宣部控制了民间报刊的报道及社论导向,试图利用战时新闻统制把事变定格为单纯的整饬军纪,而非党派间的政治问题。重庆新闻检查所严苛审查《新华日报》的消息采编,使得“皖南事变”真相难以在重庆传播。国民党中宣部、三青团唆使重庆报业公会拒绝派送《新华日报》,试图切断该报的发行渠道。中国共产党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采取一日双版、发行增刊的办法予以应对;借助外国记者的向外报道,突破国统区的新闻统制;就中共代表是否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引发的媒介关注,把“皖南事变”部分真相传播出去。     

盐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政中心原因探析

皖南事变前,盐城一步步成为华中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皖南事变后,盐城进而成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通过梳理相关史料,认为这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英明决策,也反映了新四军、八路军指战员们不畏强敌、进退有度的执行力和行动力。     

对《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的一点质疑

最近,关于富田事变的性质问题,在部分党史工作者中发生了争论。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翻阅了一些历史文件。其中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是针对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江西省行委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而作的答辩,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总前委给富田事变定性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因而显得特别重要。富田事变是一九三○年十二月中旬发生的。事变发生后,总前委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     

舆论导向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如何把和平解决事变与对蒋介石的处置相结合的问题上,则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过程,即从"罢蒋"、"审蒋"到"保蒋"、"释蒋"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决策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内外舆论导向对此的影响不应忽视。     

战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转向与论争——以《中苏文化》为考察对象

抗战时期以《中苏文化》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学人群体，在皖南事变后，学术研究出现明显的转向。皖南事变前，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马派史家，以古喻今，参与学术论争，发表激烈政见，著述内容偏重革命性；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实施了文化高压政策，迫使马派史家的研究撰述向学术性转变。由此，史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高潮期，扭转了此前盲目套用、牵强比附的局面，走出了一条既不为古人所役，也不为欧美所使的学术中国化之路。     

周恩来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卓越贡献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悍然制造了皖南事变,将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迟滞了顽固派反共的步伐;在"皓电"发表后,及时为中共中央答复"皓电"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具体建议;皖南事变后,领导南方局积极争取国内外舆论,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为中共在政治上赢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国民党“五全”大会到西安事变前国共的秘密接触

华北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腹地,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民族矛盾急骤上升的形势之下,从国民党“五全”大会到西安事变前,国共双方主要通过四条途径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接触。尽管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立场以及国际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共双方谈判最终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共合作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但历时一年的国共秘密接触在为抗日储存军备力量、铺垫政治基础等方面仍有其积极意义。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 ,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到政治分离再到武力吞并的演变过程。尽管在此过程中日本侵华手段发生阶段性变化 ,但其灭亡中国的侵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对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梳理,客观真实地论述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纵观西安事变从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他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使得西安事变得以按预期目标进展,他的抗日救国的政治目的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促使西安事变得以最后和平解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从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到延安整风——从历史事件中透视党的思想建设历程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从幼稚向成熟的转变,但远还没有成熟。从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皖南事变发生思想的阵痛,到延安整风的开始及“七大”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我们可以看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是在实际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2月12日,中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解决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为坚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进行艰巨斗争的历史事实,着重论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是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分不开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必然发展。(一)西安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 ,引起国内外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是蓄谋已久的。1929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城东二十五公里处的临潼华清池扣留了前来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5日,蒋介石因许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被释放,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西安事变为什么能以和平解决,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尚不尽一致,甚至还大相径庭。有一种意见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成和平解决了这     

项叶关系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形成的原因，史学界已多有评述。但从项英与叶挺的关系方面来分析的还不多见。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同的历史使命使项英和叶挺走到了一起，担负起创建和领导新四军的光荣任务。他们本来可以取长补短，成为一对相得益彰的好搭档，但由于种种原因二人未能很好地协调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出现了叶挺的三次出走和项英向党中央的“三请辞职”，以至于发展到皖南事变中项英“不辞而别”、“临阵出走”。这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确留下了值得回味思索的话题。     

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迄今已整整半个世纪。多年来,海峡两岸的史学工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撰文探索西安事变的始末,论述这一事件的意义,已有许多研究成果。本文仅就西安事变时的一个重要配角、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关联做一初步探讨,以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论抗日战争的开端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取得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这场战争究竟起于何时?明确地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战争的开端,还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中日战争史的分期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认识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七七”事变的六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历史的主题是什么?是中日民族矛盾,还是国内阶级斗争?关系到如何认识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性质;     

天京事变探源

1856年爆发的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论者多从阶级根源、思想根源等方面去探讨。笔者以为,天京事变之发生,固然有其阶级的、思想的根源,而且这种阶级思想根源是导致天京事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但太平天国早期核心领导层内部权力分布均势的破坏,也是诱发天京事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天京事变是在外部军事压力相对减轻的情况下,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的、     

从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延安精神专题讲座》之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放在实现、发展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延安精神的本质所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致力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际行动,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个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70年前的1936年年底,在古城西安发生了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这一重大事变的发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过程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尖锐的民族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在日寇…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