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特色及其启示

我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是在儒家理论指导下,建立在实践原则基础上的道德过程教育,它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强调建立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观、价值观,注意建立大道德教育体系。这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一、理念上的主客观统一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理念既强调客观存在的伦理,同时也强调主观自为的“道德”。古代思想家将伦理看成宇宙和社会所固有的一种客观力量,儒家所强调的“三纲”“五常”就是一种“本来如此”的伦理存在,不可跨越。成中英先生认为,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合乎道理,合乎人性…     

在尚力与尚礼之间——对中国当代文化走向的一种阐释

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尚礼文化,推崇价值理性与内省精神,注重以“礼”为规范的社会、伦理秩序。这种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历史惰性。而现代文化在本质上则是一种尚力文化,崇尚工具理性与扩张精神,信奉以“力”为裁判的竞争法则。后者在推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人文精神流失、社会价值混乱等一系列副现象。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继承尚礼文化的优良成分、克服尚力文化的固有弊端,在尚力与尚礼之间建立一种有机制衡关系,这是为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提供必要的动力机制和规范机制的必由之路,也是事关中…     

应试教育形成的社会条件及其治理

科举制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教育，它之所以能形成皮达1300年之久的超稳定的“应试教育”机制，是因为这种机制生长在非常适宜的社会土壤中，也就是说，这种机制有着支持它的社会条件系统──即社会的水平流动机会极小；社会向上流动（升迁）的压力很大；向上流动的途径单一；社会选拔的标准贫乏；社会所提供的升迁机会极小。现在我们简单分析科举制──古代“应试教育”机制的社会支持系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基本上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极少有可能性进行职业的转换和地域的流动，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也极力限制臣民的这种…     

过渡时期各种生产关系的基本经济法则

一、过渡时期社会不能有基本经济法则关於过渡时期基本经济法则问题的讨论,现在正热烈展开着。在讨论中存在着好多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过渡时期社会有其独特的基本经济法则,有的认为过渡时期有五种主要经济法则,有的认为有三种基本经济法则,有的认为有二种,有的认为只有一种。这几种论点,可名之曰“独有论”、“五论”、“三论”、“二论”、“一论”。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先研究一下:基本经济法则是由什麽条件产生的?它是“社会”的产物呢?还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物? 我们认为:基本经济法则本身不与某一“社会”     

“道德重建”刍议

1 当今中国是否面临“道德重建”的问题与任务?如若面临“道德重建”的问题与任务,那么它又是一种什么性质和意义上的“重建”问题和任务呢?这是我们探讨“道德重建”问题首先必须澄清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引出的“道德重建”问题与任务,概言之,也就是已有道德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问题和依据时代要求重新建立建构一种能满足需要的新型道德的任务.从这一意义上说,只要一个社会出现了新的道德需要,出现了已有道德不能适应或满     

中国古代生命美感话语的文字实践——以“点”字为例

中国古代的文字不仅是几千年来记录文明变迁的工具，其形体构造本身及实际语用也传承着文明原有的基因特质。在瀚如烟海的文字王国里，“点”独树一帜，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生命美感话语系统、类型和范畴的本质属性。在中国古代的行为实践活动中，“点”具有单一行动正反两面的双向对冲效果；另外，它不只是空间众相之一，还有“初”始、肇端的含义。“点”在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中，是一个一般性的全面范畴，掺杂着诸多社会属性，而从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外在行为内化为服从个人审美的心灵感受的转换前提，在于建构“点”与意念之间的联动机制。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实践活动而言，“点”是需要有“灵魂”的，其“灵魂”正由人类“意念”给予。无论如何，“点”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实践活动中的重要范畴，最根本的特性是其动词属性与名词属性的合一。它既是“动作”,也是“文本”,最终酝酿出了一种类似“涟漪”般的，能够不断吐故纳新的，既向四周扩散又向中心收拢的行为模式与审美图式。总体上，当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字蕴藏的独特哲思，对于构建当代“中国学派”与“文明新形态”都具有奠基性的重要价值。     

试论中国传统法文化在现代法制中的意义

一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的利用和改造,最现代的法制也有古代法的影响。中国传统法文化关注人生,重视社会实践,它的主导价值功能在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觉。这种重道德自觉轻个体权利的法文化价值观并不完全与现代法制相悖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西方法文化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中国则偏重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中国人对法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如何通过礼的引导与法的惩戒来提高社会主体的道德自觉性;二是如何置个体利益于家庭、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看来,法与礼都不应该首先考虑社会生活中“小我”之权利,而应该把“小我”融汇于社会、国家乃至整个宇宙的相互关系之中。个体价值的实现应以家庭、国家、     

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谈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和真善美统一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天人合一和真、善、美统一的特点。但如何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推敲。笔者认为,中国哲学的这两个特点包含着它自身发展的内在矛盾。分析这个矛盾有益于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深刻反思,并由此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做出新的、正确的评价.一、天人合一中的“天”和“人”所谓天人合一,指中国哲学在总体上有一种把天人合观的特点。在宇宙观上,中国古代大多数哲学家、(?)学流派,总是把天与人看作一个整体。他们对于天虽然各有界说,却都认为人源于天,是万物造化的一部分,人类社会与自然遵循着一个总的规律和法则。儒家有“天人合一”的传统命题。从孟子开始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天人合一”思想,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     

“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论司法良知作为刑事裁判说理的道德基点——以“道德恐慌时代”的去罪化共识为视角

近年来，与“道德恐慌时代”的入罪化诉求相反，社会对于部分犯罪陷入了反向恐慌，达成出罪的高度共识。对于前者，即使不能入罪，刑事裁判凭合法性和公平性也能取得社会认同；而与后者共识相悖的刑事裁判仅此已不能证成其正当性，道德冲突已经从“公平”的职业伦理要求转向“正义”的良知底线，因此动摇了社会的遵法守法意识。为使刑事裁判道德可接受，说理必须以司法良知为道德基点。基于司法论证前提集的饱和要求，刑事裁判说理仅以法教义学诠释为前提是不充分的，司法良知作为说理的基点是刑事裁判社会证立的应有之义，与依法裁判立场并无冲突，也不会损害社会对可预测性的期待。相反，道德理由在教义学诠释传统下的隐而不彰，才是社会对刑事裁判作出否定性道德评价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