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道总督建置考

河道总督是清代河政实施的中心枢纽,也是清代治理河务的重要政府环节。清政府承继明代河务系统并加以完善。河道总督是治河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理黄运两河事务,尤其是保障运河河道安危、维持漕运畅通。清代河道总督建置的完善,大大提高了治河效率。清中后期,河政日益混乱,加之黄河铜瓦厢改道,至光绪年间,河道总督最终被裁撤。     

常州公羊学派兴起原因浅探——兼与艾尔曼教授商榷

清代常州公羊学派是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公羊学巨擘的先驱。它既是清代考据学的反动,也是清代考据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兴起是常州庄、刘两族的汉族士大夫意识对汉学复兴、＂文化＂满族等思想趋势回应的结果。庄、刘两族的长期兴盛则为常州公羊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宗族保障。     

从新发现的民间文书看清代漕运实态——基于《李泰远抄本路程》的考察

新发现的徽州民间文书《李泰远抄本路程》,内容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记载清代乾嘉时期池州帮漕粮从铜陵大通镇经长江、大运河转运到通州的相关路程，沿途的关津渡口、商业市镇、风俗物产、衙门机构，以及漕粮兑运、漕运轮值等方面的情况，漕运中头舵、水手等群体的津贴，相关的敬神仪式，漕船的检修、洗仓、回空、关钞、水脚等规例，折射出乾嘉时期漕运的实际运作情形，弥补了传统典籍文献记载的不足。     

略论清代仓场官吏的舞弊活动及其危害

在清代，仓场官吏的营私舞弊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互相勾结，通过勒索运粮官丁、贪污偷盗及与领俸官吏共同分赃等活动，大饱私囊。其活动之频繁、手段之复杂，在历史上极为突出。其结果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清太仓储蓄，加剧了吏治的腐败，更严重的是加重了漕运的负担，对广大纳漕也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清朝的腐朽统治、仓官庾吏待遇的低下、仓场法规制度不健全等方面。     

清代两淮私盐考辩——基于对淮盐重要行销口岸江西的量化分析

清代两淮私盐异常活跃,尤其是清中叶,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私盐与官盐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私盐的市场份额甚至一度超过官盐。有学者认为,在清代,两淮盐区老百姓的食盐消费量基本上有一半来自私盐,即所谓的＂官私之半＂说。但对私盐经过合理的量化后便可发现,在不分时间与空间差异的情况下,笼统地将两淮私盐比重定性为＂官私之半＂其实是不确切的,这种现象可能只是在某一年、某几年,或是某些特定区域内出现过,而并非有清一代和两淮各个行盐口岸的常态。     

清前期国内贸易政策初探

清代官方的商业政策是针对不同的商业人群和商业活动而制定的。其商人按照其经营方式划分,分为从事纯商业活动的商人（行商和坐商）,包买商（既从事手工产品的生产又兼营商品的买卖）,商人大地主及经营高利贷者三类。按照其经营性质划分,分为民商（一般商人）;官商（经营食盐的商人）和洋商（行商）三类。此外还有漕运和海运两种商业形式。清初期政府实施的商业政策主要有“减免商税”;“控制牙行、埠头”;“打击粮贩投机”;“放开非商品性产品”;“放开漕运贸易”等政策。     

欧风影响下的清代宫廷绘画探析

清代宫廷绘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一种,作为为清代统治者服务的机构,其发展与院体派有着功能相同的特征。文章对17~18世纪欧洲绘画影响我国清代宫廷绘画的原因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论证。结果表明,在欧风影响下,虽然清宫廷绘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所谓＂中西合璧＂的特征,这种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中西艺术文化交流仅仅局限在深宫之内,没有影响到当时整个中国美术界的发展,此时的清宫廷画师的欧洲传教士们的作品仍然迎合了中国绘画的主流文化思想。这些包含欧风的宫廷绘画作品,是在运用油画技巧和材料表现中国画的人文思想。     

清代漕运运输者的私货运销活动

清代时期，在官方性的漕运业中广泛地存在着运输者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货运销活动，其活动方式多样，经营品种广泛。对此清王朝继承了前代的做法，采取了更为现实的态度，不断放松对私货的限制，遂使这种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当世南北商品流通交换领域里扮演了独特而重要的角色     

漕运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

漕运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一种现象,即封建王朝通过水运,向其统治中心——京师大规模征运税粮等物资的一种制度。这一现象始于秦代,亡于清末,前后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其间统一集权王朝时期,漕运无不兴旺发达,而分裂割据之时,漕运则一蹶不振,可谓与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相始终。诚如晚清政治家康有为所言:“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但是,漕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关系如何,其作用和影响又何在?目前史学界尚未做出完整的回答。因此,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     

河政与清代社会

清代政府对黄河的治理高度重视，设有长官督理河道，对黄河的投资逐年增加，然而开支越多，决口的次数也越频繁。大部分的资金成为河官的奢侈靡费。在这种腐败河政体制下，河防工程每况愈下，南河总督驻地清江浦呈现畸形繁荣，而黄河改道所经由的广大农村却一派萧条，河政的积重难返，不仅使盐政遭到破坏性打击，漕运也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城镇都趋于衰落。     

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聊城借漕运之便,经济地位提升。山陕商人为经商方便,建立会馆,遗留碑刻资料记载了大量山陕商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到光绪年间聊城的商业面貌。     

举爬梳之全力 发潜德之幽光——《易顺鼎研究》读后

著名史学家蔡尚思先生曾概略论及中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在众多的清代诗人中,从＂异于前代＂的角度出发,独推于今声名黯黯的两个人——清初的李柏和清末的易顺鼎,可见蔡先生去取标准的不同流俗。一个文学家的文学史定位,固不能以他的＂异＂于前代或者＂同＂于前代的若干因素来确定,也     

悠悠运河情璀璨文化路

明清两朝定都北京,北京依旧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保障这颗"心脏"正常跳动,政府投入大量的人物和物力进行维护.清政府为了保证全国各地的漕粮顺利运入北京,还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漕运管理系统,漕河的疏通维护,漕船的建造维修,粮仓的保管以及漕粮的征收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终点,也是重要的码头之一.元朝就曾在此设立漕运官署.明代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抢夺漕粮及物资,明嘉靖皇帝还下令在通州建造张家湾城,利用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来保护京师和漕粮.清代在沿袭明代部分漕运制度外,又新增不少新的漕运机构,如:仓场总督衙门、漕运厅、大运河西仓监督署等等.至今在通州区仍留有不少有关大运河漕运的文物遗址.     

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

清咸丰五年湖南率先实行的湘潭章程在清代赋役制度史,特别是漕运制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湖南钱漕改章的先导,而且深刻影响了东南有漕各省改章的进程.但湘潭章程的核心内容,即漕粮改折条款,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与主纂光绪<湘潭县志>的王闿运所记却大相歧异.今人论及咸同之际有漕各省改章这一重大事件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事情的原起--"湘潭章程";对"湘潭章程"的定性与评价,学界则有"裁减漕赋"和"裁革部分浮收"两种观点的对立.事实上,"湘潭章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率先变通漕运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自下而上地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     

明代漕运卫所中的藩王护卫军

藩王护卫军是明代漕运卫所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纳入到漕运体系中。承担漕运任务的徐州左卫、东昌卫、任城卫、豹韬左卫和龙虎左卫等与藩王护卫军关系密切，所涉及的藩王府包括楚王府、蜀王府和鲁王府。鲁藩护卫军在调为漕运卫所运军过程中，与楚藩和蜀藩护卫军，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与统辖关系，既体现了漕运卫所与藩王护卫的复杂关系及漕运卫所的特质，又反映了明代皇帝对藩王的态度与政治策略动向。同时，将藩王护卫军改调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明王朝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亦是削藩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      

台湾“宪政”浅析

台湾当局对其＂宪政＂倍加宜扬，似乎台湾已成了＂现代化民主法治国家＂，其实不然。本文通过对台湾＂宪政＂由来的分析，揭示了其＂宪政＂的特点和弊端，又通过其＂宪政改革＂的情况和问题，简析了台湾＂宪政＂的走向．     

北京的妈祖信仰综考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元明清三代都有奉祀海神妈祖的官建天妃宫庙，其建造缘由主要为护卫漕运。明清时代北京的闽人会馆则多以宫馆合一形式供奉天后，文人和商人是妈祖信仰的主体，而御园惠济祠则是清代嘉庆以后皇家祭祀天后的专用祠庙。这些史实说明即祖信仰亦曾在北京传播和兴盛过。     

农业生态与漕运兴废--以鲁西为个案

明朝和清前期，国家为保障运河漕运，严禁沿运河两岸农民引用运河和其他河湖之水灌溉田地，致使鲁西农田水利事业荒废，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运河停漕后，山东运河流域河道淤塞、闸坝失修的现象日趋严重，招致沉粮地和缓征地面积大增，山东西部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汉化与西化:从《刑法志》看清代的立法修律

本文通过对清代立法修律（主要是大清律）的沿革演进及其性质的考察，勾勒了清代法律其早期从“参汉酌金”到乾隆定制的“汉化”过程，以及自嘉庆以降从固守“祖宗成法”到“新律萌芽”，被迫走西化之路的过程，并对晚清的修律运动进行了评述，指出晚清法律近代化过程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仍有现实意义．     

半世纪来韩国国内清代诗学研究概况

近几十年以来，韩国清代诗学研究比其他诗学，如唐宋诗或魏晋诗，有相当大的差距。进入1990年代以后，有关清诗与清代诗论研究的成果时有呈现。在清诗思潮研究方面，清代诗学研究的水平并不高，研究范围也只限于所谓四大诗论而已，但近来开始重视诗歌理论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诗论的理解，研究热度愈来愈高，这是相当鼓舞人心的；在作家论部分，清代重要作家如钱谦益、王士祯、袁枚、沈德潜等十多人大约都涉及到了，其中偏重于王士祯、袁枚等诗论，但其研究水平尚不高；在中国诗论部分，最重要的资料以清诗话为中心，国内清诗话研究者不过二十余人，其中本人近十年问集中研究清诗话，把其诗论内容开始应用于唐诗等中国诗学，关于清诗话研究方面的专著仅有本人所撰《清诗话研究》、《中国诗话的诗论》和《中国诗话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