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与内在机制——一项计量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个体资本的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及内在机制,并检验了成本与效用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在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六年多时间,生育意愿的演变趋势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一致,即呈现弱化之势;但不同年代以及个体资本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大,而文化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小;生育子女的内在机制由经济资本而非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决定;在我国,经济资本的影响机制与成本与效用假说一致,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却与其相悖。最后,本文对研究发现进行了相应讨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年龄结构、人口流动与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研究

通过构建三期代际交叠模型,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2019年微观家庭数据,深入探讨人口流动情况和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理论机制,并对二者影响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人口的流动性特征会降低其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2)家庭老年抚养负担越重,对个体参保需求形成的挤占效应越明显,导致个体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降低。相反,若家庭面临的少儿抚养压力较大,个体可能会为了减轻子女未来的养老负担而提高自身的参保意愿。(3)人口的流动性特征和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变养老保险满意度和异地赡养负担实现。     

生育代价、社会资本与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基于全国样本的监测数据

现有研究大多表明生育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就业质量,生育代价普遍存在。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査的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社会资本视野下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及其生育代价的变化。研究发现:虽然生育对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水平有消极作用,但这种负向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介入愈发弱化。因此,在生育新政背景下,为提高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减轻其生育顾虑,可能的途径还在于提升流动女性的社会资本存量。     

企业社会资本、组织学习与经营绩效:转型升级的机制和路径——对格力电器案例的研究

在企业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领域,组织动员各类社会资本以及对组织学习行为的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企业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组织学习活动进而提升经营绩效的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三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更深入的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有助于组织开展利用式学习提升财务绩效,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则有助于组织开展探索式学习提升新产品绩效,两者互构,协调协同,带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资本生成问题的跨层次分析

中国社会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正从以人格化联结为主向着更注重非人格化联结的方向转变。在此背景下,探讨企业社会资本的来源及其同员工个人社会资本的关联,成为组织社会学研究中重要的前沿课题。通过对两家典型性企业的深入调研,在理论推演的基础上,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员工作为企业(法人)代理人,可以利用自身资源及企业资源而生成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并在扩散效应和吸收效应的组合作用下以一定比例转化为企业社会资本;同时,企业整体作为法人行动者,可以在双边和网络嵌入中生成其不依赖于员工的群体社会资本。从跨层次分析中,本文解释了企业社会资本为什么不是员工个人社会资本的总和,并通过对企业组织内微观-宏观连接机理的探讨,阐析和补充了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针对企业这一特定社会细胞考察而得的基本结论,对其他类型的组织也具有适用性;对于面临联结方式转轨的个体行动者来说,亦有助于其更好认识非人格化联结的作用,从而调整社会关系行为。     

市场化改革、关系资本动员与收入分配公平感

通过对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 2014)的调查,研究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关系资本动员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机制。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第一,关系资本动员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存在正向效应,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强化关系认同的双重中介路径而实现的;第二,市场化程度越高,关系资本动员对个体收入分配公平感的正向影响越强。可见,关系资本的作用并未随市场理性的上升而式微,反而以另外一种形式顽强地生存,并形塑着人们的生活机遇和主观态度。     

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资本效应研究

阐述新型城镇化的新思路,指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将成为新型城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研究切入点,结合河南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情况,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说明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农村的影响。发现新型城镇化在微观层面通过产业带动,促使农民工返乡临近就业,显著地缓解＂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中观层面上通过拉近、扩展、强化邻里关系,增强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互惠和规范作用;宏观层面上通过空间集聚,大大增加了居民的公共领域及其利益交叉,进而增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这是结合社会热点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全新运用,丰富深刻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作用,揭示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重构效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帮助政府发现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和漏洞,完善制度等,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社区公共空间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综述与理论解释

本文试图通过社区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上的不同与差异对于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积累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即以社区空间这一视角考察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聚集过程。本文从现有研究和文献的回顾中,从理论上梳理和归纳了社区公共空间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内在机制,提出了"功能"解释与"意义"解释两个基本理论框架。本文的研究不仅能在理论意义上加深人们对于空间如何影响社会资本聚集过程内在逻辑和机制的理解,在实际意义上也对于社区设计以及社区研究等方面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基础。     

社会资本视域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政治权利公平是公民权利平等的关键内容，也是推动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然而，学界有关政治权利公平与个体参与社区治理间关系的研究却十分缺乏。借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2019),文章考察了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两维度(即选举/决策参与)具有直接正向影响；(2)社会资本三维度(网络、规范、信任)在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间均具有中介效用；(3)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调节效用具有差异，社会网络调节不显著，社会规范(或社会信任)调节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选举参与(或决策参与)间关系。实证结果既丰富了政治权利公平的理论研究，又为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

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长期资本配置效率,是当今复杂多变和高度不确定情境下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从信息效应的视角,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数字化转型维度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会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资本配置时的过度投资倾向;（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降低行业和企业层面决策信息不确定性,进而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但数字化转型并不能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3）在数字化转型的细分维度上,业务和组织流程上的数字化赋能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技术产品的数字化赋能并不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话题,它是一个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广泛采用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目前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其功能及如何测量的探讨上,而忽视了对各种社会资本及其产生和变化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等方面的分析.而只有深入分析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如社会互动、文化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第三部门和国家等)及其机制,才能为在实践中培育、维持或改造社会资本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网络资本与社会分层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过程并非简单的市场转型,而是向由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生、动态互补的制度结构转型.在此过程中,作为一种元制度的社会网络资本日益凸显,对人们经济社会地位的获得、维持及流动产生重大影响,导致社会分层机制更加复杂化.关于当前我国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应综合地位结构观与网络结构观、制度建构论与个体建构论的分析视角,重视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     

居民自评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社会层面来看,健康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它既影响着个体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本研究运用中国10城市大规模随机问卷调查的数据,试图揭示对居民自评健康产生影响的社会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自评健康状况有着积极的影响;(2)居民的社会资本质量对其自评健康状况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3)性别、年龄、移民身份、户籍身份、出生地、患慢性疾病的数量、抑郁指数和吸烟习惯等因素对居民的自评健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对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正>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被广泛用于解释社会群体在教育、就业、收入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平等现象。社会资本也被视为社会结构因素影响个体健康的重要机制,由此引发了大量有关社会资本与健康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健康不平等现象的社会成因,制定行之有效的健康干预计划和公共健康政策,进而促进国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绩效

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社会资本视域中,村民自治运作绩效和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一方面,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其运作绩效受到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状况的影响,中国农村现存的传统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的民主运作来消除传统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并通过发展民间组织来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由此增强中国农村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