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融合—互嵌:我国社区居家养老发展路径——"机构养老社区化"+"社区养老机构化"

社区居家养老能整合社会资源、实现老年人的在地化养老,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障碍,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健全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及有效运行的机制。本文基于马克·格兰诺维特的社会嵌入性解释框架,探讨养老机构与社区的结构与关系的嵌入:通过植入—嵌入—融入路径,使养老机构实现社区在地化服务;通过延伸—辐射—互动路径,使社区养老实现以机构为载体的多类型服务,最终实现社区居家养老的"嵌入—融合—互嵌"发展:多措并举,推动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秉持"在地安老+综合照料"理念,整合服务内容;养老机构"打开门"、"请进来"、"走出去",实现机构与社区的可持续互动,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最终实现"机构养老社区化"与"社区养老机构化"的发展模式。     

社会嵌入理论视角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问题研究

人口老龄化使我国的养老问题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既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缺陷,又满足了社会嵌入理论视角下老年人再社会化的现实需求。因此,应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责,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整合各种资源,构建协同推进机制,循序渐进地发展专业化养老服务队伍,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层次和水平。     

居家智慧养老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信息化时代居家养老的创新发展,居家智慧养老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供需资源的互联互通为老人提供线上线下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将居家养老与智慧养老有机结合,引领了居家养老新方向。与传统养老模式相比,居家智慧养老优势独特,有效缓解了供需矛盾,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水准。根据服务主体的作用、资金来源和运行方式等标准,可以将居家智慧养老实践模式划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社会主导型以及政府购买型、政企合作型、政社合作型等类型。由于起步晚、发展不完善,我国居家智慧养老模式在运行实践中存在社会认同度较低、制度环境不佳、市场化程度低、服务多样化和专业化水平有限、服务平台建设不完善等现实困境。为进一步推动居家智慧养老的发展,要在政府主导下,探索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充分发挥社会、个人等多方力量协同参与作用,通过更新观念、完善制度、健全机制、保障技术、队伍建设等对策予以实现。     

关系嵌入性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差异化研究——基于C市三种类型服务机构的调查分析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也是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并非只是一个涉及供需关系的市场化服务,其供给过程涉及层级政府、社区组织、老年群体与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网络关系的联结和建立。在关系嵌入性视角下,依据服务机构与社区的合作程度和与社区服务的同质化程度,可以划分出补充型、竞争型、合作型三种类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关系强度、关系内容、关系延续性三个维度衡量他们与层级政府、社区组织和老年群体之间的关系嵌入性差异。三种类型服务机构关系嵌入的差异影响着养老服务的实际效果,呈现为低效运转的外形嵌入、缺乏社会性的单项嵌入和难以有效落地的信息嵌入。作为一种复杂的基础性民生服务,公共性与市场性之间的张力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未来的发展需要一种协同整合机制,实现普惠性与专业性、市场化与智慧化的深度融合。关系嵌入性视角的引入有助于厘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复杂现实,促进其长远健康发展。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宁波市江东区社区服务为例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本身蕴涵了供给方式的多样性和供给主体的多元性。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多元主体的供给机制正在生成,但处于初级阶段。从宁波市江东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践来看,目前江东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形成了以行政机制为基础,以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自治机制等多种供给机制优势互补、互动合作的多元供给机制。多元供给机制是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方向。     

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政策推进的基本经验与未来设想

构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举措,考察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政策演变,总结阶段性特征和基本经验,有助于推动老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政策经历了颁布与养老服务有关的政策—制定专项政策—密集出台配套政策三个阶段,逐步由补缺型福利政策向普惠型福利政策转变,由重视机构养老向提倡居家养老和社区机构养老转变。展望“十四五”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政策供给,可以从前置、过程、效果三个环节入手,逐步完善需求评估体系,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健全服务质量评价监督体系。     

新时代构建社区养老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探究

新时代以来,创新老社会新形态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不仅迫切,也是十分重要。为有效回应养老服务重心下移的政策安排与老年人的现实需求,有必要在新时代着力构建社区养老共同体。文章首先梳理了“共同体”概念的演变脉络,阐明社区养老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主要特征;其次,分别从提供身心社灵的整全照护、增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推进线上线下的优化互通和形成敬老孝亲的精神共识四个方面阐述其实践重点;再次,结合社区养老工作的现实经验指出构建社区养老共同体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路径,提出完善全国性专项法规、让渡基层更多自主空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重视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等政策建议。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绩效评估研究——以A市为研究个案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模式,在应对老龄化社会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由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中国诞生的时间晚,发展模式还不成熟。其中,作为主要供给主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在财务管理、内部管理、服务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科学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绩效评估有助于解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绩效评估的核心在于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和绩效评估流程的实施。首先,在平衡计分卡模型的基础上,分别从财务管理、服务对象、内部管理、服务队伍四个维度构建A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该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共分为15个一级绩效评估指标,45个二级绩效评估指标;其次,从绩效评估基础的培育与准备、绩效评估信息的采集与实施、绩效评估的结果公示与运用三个阶段,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绩效评估的有效实施提出建议。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出路研究

为城乡老年人提供社会化的服务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正在成为现实,我国的养老模式正朝着社区居家养老迈进。对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可以帮助我们还原一个全面满足老年人需求、社区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模式,即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其具体内容包括针对不同类型老年人提供相应居家服务,充分发挥社区功能,促进社区养老福利设施多样化等。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嵌入模式及其优化——基于G市的比较研究

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划分为“规制依附嵌入”和“引导自发嵌入”两种类型。“规制依附嵌入”具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嵌入性”特征,展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约束力,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使其创新动力不足、主动作为意愿不强,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导自发嵌入”带有基于身份信任发展起来的“关系嵌入性”特征,注重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助共享,但非专业化和激励保障措施缺失使其服务提供的水平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发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这就需要构建“合作共治”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立以服务契约为核心的四元主体合作结构,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培育具有植根性的差异化需求满足体系,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社区特殊群体服务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在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特殊群体服务的运作模式上,政府、社区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三方应相互协作,提供社区特殊群体服务。专业社工针对社区特殊群体的服务需求,整合社区内外资源,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技巧与方法开展服务．为社区特殊群体提供居家养老、儿童教育等服务项目。为保障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特殊群体服务的良性运行。需要增强政府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服务流程的科学化与规范化;加强社会工作机构自身能力建设;培养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胜任力;加强社区宣传和倡导,增强公众的信任感。     

城市养老模式刍议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到来,老年人的生活照顾需求日益增加和家庭能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日益减少的矛盾日渐突出。现行的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模式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应探索综合居家养老模式:制定养老护理员从业与服务标准和养老护理员配置与服务模式,构建城市社区养老机制,培养一支养老护理员队伍,依托社区进行管理,采用市场化的运作方法,直接进入家庭,为居家养老的高龄老人提供标准的、较为专业的养老护理和家庭生活服务。     

从“医养结合”看居家医疗服务的政策选择

居家医疗服务是破解“医养结合”难题的新举措，它适应老年人群特殊性，提供多元化医疗服务,实现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有机结合。然而,当前我国居家医疗服务工作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面临着要素不明导致服务偏差、标准不清影响服务效果、管理不善引发医疗风险和供给不足阻碍功能发挥等现实困境。要实现“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将医疗服务融入居家养老中，积极推进居家医疗服务工作,明晰居家医疗服务要素，规范居家医疗服务行为，加强居家医疗服务管理，加大居家医疗服务支持力度。     

多中心治理视野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善——以N市J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改善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创新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老龄化背景下,居家养老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仍处在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策试点和探索时期。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的善治理论,在对改善和创新当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方面具有极大的理论解释力。购买行为内部化、购买程序随意化、购买力度小、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等问题是当前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购买者（政府）、承接者（服务机构）、使用者（老年人及其家庭）三个主体角度入手分析,将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及其供给机制的完善提供一个合理性视角。     

“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双重协同及其内在机理

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三社联动"体现了从建构走向协同的治理阶段以及政社关系重构下的"双层闭环"治理结构,这两大特征决定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双重作为。一方面,从主体发展到协同联动,"三社联动"需要支持建构型社会工作的协同;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形成协同治理与联动服务的机制,需要服务治理型社会工作承担服务者、治理参与者的角色。由此,"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具有建构性—结构性的双重协同论,对社区治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网络视域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苏州市虚拟养老院为例

如何科学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是当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苏州市在居家养老中建立了财政资金购买服务、服务组织提供服务、居家老人享受服务的养老服务政策,构建了由政府牵头、社区和社会组织承接并吸纳商业组织参与、集合多种服务的老年服务体系.苏州的探索实践契合了政策网络理论的内在要义,有效缓解了政府供给不足、市场介入意愿偏低的问题,较好地满足了居家老人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为更广区域和更高层级行政主体完善养老服务政策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消费水平、就医关注与养老模式偏好——论医养结合制约因素的破解

中国医养结合面临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是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体系相互割裂、服务链断裂,老年人养老照料和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同时得到满足,医养结合有“名”无“实”。基于2018年C市老年人调查的万份数据,以消费水平作为中间变量,探讨“医”(就医关注)与“养”(养老模式偏好)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随着月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越关注医疗费用和医疗水平,且对医疗水平关注度更高。就医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影响养老模式偏好：相对于就医渠道,对医疗费用越关注,老年人越倾向社区居家养老;对医疗水平越关注,老年人越倾向机构养老,且消费水平在就医关注对养老模式偏好选择上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应探索建立“家庭医生+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的“融合—联动式”医养结合差异化供给模式,即对关注医疗费用且偏好社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构建“首诊在家庭医生+转诊经社区+大病转诊医院”模式;对关注医疗水平且偏好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构建“首诊在医养机构+转诊经社区+大病转诊医院”模式。     

科学构建社区参与的养老机构长效良性机制——基于“服务链理论”的分析视角

民办公助型养老机构具有服务利用率低、老年人接受程度低、机构入不敷出等问题,其中,"服务利用差"较大是最突出的问题,服务供给比例和服务利用比例之间的差值即为"服务利用差"。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推进,社区越来越愿意并有能力成为居民利益表达的"信息员""代言人""监督人",养老机构和社区之间也存在资源共享的可能性。本文从"服务链理论"的视角出发,探寻如何在民办公助型养老机构的建设中有效发挥社区的多重作用,构建一种民办公助型养老机构、社区、老人三方良性互动的长效养老机制。     

“行政—专业”的双重调控：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

项目制下的政社互动业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但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枢纽方对政社关系的影响。文章以W市社会工作联合会的策略为重点,考察枢纽型社会组织如何影响政府和社会服务机构的互动。枢纽型社会组织具备行政与专业的双重属性,其以管理方或委托方的身份入场后,既突破了现有“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和“政府—乡镇街道—社会服务机构”项目运作模式的科层桎梏,又将原先的控制机制扭转为一种新的议价机制,使得政社互动更具协调性。项目运作过程中,枢纽型社会组织选择性采用“加总”“补偿”“包装”等策略,为社会服务机构谋取更多的专业实践空间,呈现出“行政为基、专业为本”的内在逻辑。     

社会养老体系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川东地区达州市为例

近年来,在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委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社会养老体系建设有了较大发展,但整体上还处于初始探索阶段。在政府责任、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及民间组织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因而在社会养老体系建设中要抓住建设的主要矛盾,积极探索社会养老体系建设的有效对策,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大力发展社区经济及社会养老结构、促进民间养老组织发展、培养老年服务人才等途径,全面构建老有所养的良好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