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其哲学基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的新概括和新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生产力作了明确的定性分类,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论的新贡献;从新视角透视文化现象,突出先进文化的积极作用,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是对唯物史观文化理论的新贡献;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根本点,并把它上升到至高点,是对唯物史观群众观点的新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对唯物史观的总体把握和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研究

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问题的研究已近六年,形成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概况,进而从先进生产力论、先进文化论、人民根本利益论及其他方面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最后简要评析了该课题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提出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深化了生产力基本要素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物质动力;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发展先进文化,为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根本的目标.     

从"三个代表"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方面科学表述了中国共产党80年来所体现出来的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先进品格."三个代表"是21世纪党的建设的最高标准.只有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党,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先进性,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继续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     

论“三个代表”的宪法意义

"三个代表"不仅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将对中国宪法发展产生全方位的重要影响.中国宪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此基础上,笔者主张把"三个代表"作为一个宪法原则明确写进宪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三个代表”的本质体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体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石;"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衡量领导干部是否真正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标志.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创造政绩的重要内容;必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球化背景中的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新时期的党建理论,也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策略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同时注重文化的发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增强"软实力",积极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落脚点是人民的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共产党宣言》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有着源远流长的理论根源.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对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文化的阶级根源及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和未来以及共产党建党学说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植根于《宣言》所贯穿的根本思想之中,它不仅涵盖了《宣言》的根本思想,在科学总结我党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对《宣言》的根本思想和党建学说进行了新的概括,使之更加系统和完善.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