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学术考论》简介

《崔述学术考论》于2010年10月出版，出版者为AiritiPressInc，作者为邵东方。崔述（东壁）为清乾嘉时期学者，以“以经证史”的原则对所见古书古事进行了系统的辨伪考信。随着20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崔述著作为胡适、顾颉刚等所推重，     

论崔述的超家派治学解经法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乾嘉年间的经学家和史学家。其倾毕生精力所著之《考信录》,梁启超称:“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什之八九。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引之),可谓豪杰之士。”①胡适甚至断言现代新史学应当以《考信录》为其出发点。②崔述在学术上能取得成就,他的超家派治学解经法,似为原因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超家”,仅是说他能够超越儒学内部的家派。     

赵翼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史学 ,自孔子确立“为尊者讳”的原则以来 ,历代官修“正史”皆以顺逆善恶的价值判断来决定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从违。而清代史学家赵翼则有感于“乃知青史上 ,大半亦属诬”的状况 ,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孔子开启的“掩护之法”作了批判 ,全面系统地揭露了历代“正史”作伪的事实 ;他所使用的辨伪方法 ,与近代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文章还对赵翼寓于其史学考据中的进步思想作了论述 ,认为赵翼是乾嘉年间一位具有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并且初具世界意识和现代意识的进步思想家。     

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

在乾嘉早期,惠栋融个性、家学和时代思潮为一体开创了吴派汉学,成为乾嘉汉学的典范性人物,堪称一代师。他对于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晚清学术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二是＂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学方法;三是认为唐宋《易》《书》皆不足传,别立清代经典注疏之新体例;最后一点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了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一套新义理学。惠栋上述治学理念及思想主张,皆可视为乾嘉学术集大成者——戴震治学及其反理学思想之嚆矢。     

惠栋《周易》学与九经训诂学简评

清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集大成的一个时期。惠栋（1697—1758），上承清初学者，下启乾嘉后学，在文字、音韵、训估、辨伪、辑佚、补注、校勘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清代及后世古籍整理的风气、方法、宗旨及目的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于《周易》之研究成果及影响最为突出，不仅在整理、保存汉代赐》学著作及思想上功不可没，而且开启了乾嘉时代《易》学研究新的走向。此外，其《九经古义》纯主汉学以说经，详辨九经之古字、古青、古训，为清代专采汉注说经第一家，开风气之先河，功不可没。故本文从《周易》学、九经训诂学两方面入…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日本、香港、台湾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近90篇。与会学者对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第一,“古史辨派”的成就及其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之学根植于清人崔述、姚际恒等人的经学考辨,导致了顾对经传的最初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传来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特别是历史进化论学说,直接推动了顾颉刚的疑古辨伪     

纪晓岚与洪良浩初晤略考

1794年,朝鲜正祖时期学界领袖洪良浩第二次来华,主动结识乾嘉学界领袖、礼部尚书纪晓岚.初次见面,他们并未交谈.随后洪良浩派其子带着诗文稿前往纪晓岚宅拜访.纪晓岚热情接待,并为其诗文集写序,评价极高,从此奠定他们交往的基础.1782年洪良浩首次来华之时,就接受了“北学”思想,上书国王,提出北学“六条”,将朝鲜北学思想推向实践.他主动与纪晓岚交往,既是这种北学思想的影响,也表明乾嘉时期的中朝关系十分融洽.     

论清圣祖倡导学术及其影响

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在总结清代思想文化发展时曾对清代学术的特点有十分精辟的概括 ,他说 :“国初之学大 ,乾嘉之学精 ,而道咸以来之学新”① ,这已为学者所熟知。如果进一步考察 ,国初的断限就不好划定 ,我以为大致应划在康熙三十四年(16 95)黄宗羲谢世为止 ,此前代表国初之学大的顾炎武、王夫之等已相继谢世 ,一代遗民陆续凋零殆尽 ,清廷统治也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乾嘉学派一般均提惠、戴 ,惠栋于乾隆二十三年谢世 ,戴震因在四库馆积劳成疾而于乾隆四十二年病故。以此来观察清代学术发展 ,可以看到在“国初”与“乾嘉”之间的数十年间 …     

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平议

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以经证吏”、“辨文体及文风”、“据史事的时代特征断文献记载真伪”、“利用逻辑推理断史事真伪”、“利用文字音韵知识断古籍真伪”等。这些方法,是崔述在古史及古书考证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他的学术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评《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汉字文化》

《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发表了李敏生先生(下文简作“李”)的文章《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汉字文化》,毫无道理地攻击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下文简作《辨伪集》)。本文是对李文的初步评论。一、歪曲《辨伪集》的内容李说:“《辨伪集》……推行的所谓‘反伪科学斗争’的基本内容是批判‘汉字优越论’。”但是,他没有指出《辨伪集》哪一页有此内容,事实上也无法指出,因为这纯属捏造。该书由40位学者和语文工作者撰写,主要内容是批驳徐德江(下文简作“徐”)冒充教授、研究员、黎锦熙学生、加拿大人和伪造数据等欺骗行…     

“叔世大儒”——戴震

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史上虽然有“乾嘉汉学”,但思想界却是一派萧杀沉闷,文字狱的刀光血影冻结了自由精神的驰骋;就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中,却涌现出了一位高呼理学“以理杀人”的著名思想家,他就是戴震——戴东原。关于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梁启超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稍为研究过中国近世学说史的人,都应该认识戴东原先生的位置和价值”(《饮冰室文集》,第65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     

王夫之在考据中表现的科学精神

<正>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同时,也不失为一位考据学家。他所作的考证,以广博精审的史实为基础,作出合乎科学的论断,故精辟详明,不同臆断,堪称我国古代文化的的珍贵遗产。他对儒家经典,作过一番考据工作,著有诸经《稗疏》,校订和批评了汉、唐注疏家和宋代理学家解经释义的“正义”、“集注”、“章句”之类。他和当时著作《日知录》的顾炎武,开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先声。但他们讲“经世致用”之学,却无后世脱离现实搞烦琐考据的流弊。下面略举几个他在考释经史中表现科学精神的范例。一、《论语·宪问》:“羿姜射,奡荡舟。”《集注》云:“奡多力,能陆地行舟。”夫之《四书稗疏》指出,这是自古相传之讹。他说:“舟行于水者,非(人)力能运之。水本流动,舟寓于上,浮泛而无留势,故一夫之力,径尺之楫,可能万斛之舰,因其便也”。陆地涩滞,物在其上,因有堕性而静止不动。凡推移物体,必自外加     

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

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虽然表现形式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     

茶山《尚书》学研究——阎毛之争的评议

清初阎若璩和毛奇龄《尚书》真伪之争是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公案,当时和其后的几乎所有硕学鸿儒都卷入了这场著名的学术论争。朝鲜李朝学术界对阎毛论争也作出持续不断的积极回应,丁若镛的《梅氏书平》是其代表作。丁氏《尚书》学具有"平实"特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发凡条例,纲目分明;穷究字词形变,探索辨伪新法;辨析同形异义,分解深层结构。丁氏《尚书》学既与乾嘉诸儒相通,也与乾嘉学术在研治旨趣和研究目的方面有别。丁氏《尚书》学在整个《尚书》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嘉“吴派”新论

章太炎先生在区分清代中叶学术流派时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皖是指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乾嘉时期产生于江苏苏州地区和安徽徽州地区两个研究汉代经学的学派。对吴、皖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清学史论者的热点。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吴派”的总体考察仍属少数,而对它的评价也未能越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论断。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新发现的材料,对“吴派”试作新的探讨,或许对推进乾嘉汉学的研究有所补益。     

论唐甄的军事思想

在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中,唐甄(1630—1704年,今四川达县市人)是一位为革新政治以求生民、利民、富民而“尤长于言兵”,注重军事、研究兵学、深通兵术的著名军事思想家。他积三十年而成的《潜书》中,侧重论述兵学的有《全学》、《五形》、《审知》、《仁师》等篇章,足见其军事思想的丰富内容和独到见解。唐甄的兵学在当时是有其突出贡献的。唐甄的军事思想,如同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一样,至今仍有其精华可资吸取。兵者,国之大事,非学不可自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适     

戴东原的反理学思想

<正> 在“乾嘉诸子”中,戴东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称得上既广博又专精。他是汉学“皖派”的领袖,又是反理学的进步思想家。无论在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方面,还是名物、典制的考证方面,以及古天算学、古地理学都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在历史上早有定评。因此全面评价戴东原的学术思想,需要各方面的专门人材通力合作才能做到。作     

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

一胡适在一九三五年,为了给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作一总审查”,他编了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在这个《建设理论集》里,共收了五十篇文章,而胡适自己的占了十九篇,这意思就是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方面,胡适个人的功绩占了总成绩的五分之二。而且,在这论集的卷首,以胡适自己的自傅“四十自述”中的一章——“逼上梁山”作为文学革命的“历史的引子”,竭力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只是胡适傅记中的一个部分,离开了胡适,就不可能产生文学革命运动。他在“导论”里更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说服人们相信:胡适的自傅“逼上梁山”一章,“忠实的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它用“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是许多个别的,个人的傅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他所以竭尽一切方法来渲染他个人对交学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无非是要使人承认:胡适在这个运动中的“友难”和领导的地位;同时也就是要人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伟大的革命运动     

彭雪枫散佚书信简述

彭雪枫同志是位博学多才的革命将军。他的文思文采在我军广大指战员中久享盛名。因此,他的一生虽属短暂,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和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其中仅就目前我们所新发现的十几封重要书信而论,情真意挚,内容丰富,堪称新四军第四师中原抗战的光辉历史记录。 一、“游支”是竹沟父老 “种植灌溉的花朵” 在我们新发现的雪枫书信中,为时最早的是他和张震、肖望东同志在1939年10月1日于皖北新兴集庆祝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一周年时联名写给竹沟父老兄弟姊妹们的报捷尉问信。竹沟曾是豫南红军的根据地和新四军二师、四师、五师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