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关注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是近年来形成的国际共识。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第一次明确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有着明显地区别于成年人的需求,把青少年生殖健康明确为应当优先关注的问题之一。青少年已成为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项目的热点。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对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先后发布过一系列文件,将性教育纳入     

有关儿童性教育的几个误区——中国性教育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一是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谈“性”色变，似平性教育是个“雷区”，不敢触碰。二是性教育对象有局限性。性教育往往只面对青春期的学生，而实际上性教育应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伴随少年儿童的成长，并已在不同年龄阶段，性教育的内容也应有所不同。三是性教育内容过于狭窄，主要是涉及性生理方面的内容，而较少涉及性心理、性道德和法制等。     

性教育该走向何方

本文通过对家庭、学校、社会在性教育中所扮演角色的论述 ,提出 :一、家庭是性教育的基本场所 ;二、学校是性教育的主要承担者 ;三、社会是性教育的天然课堂。本文对我国性教育的目的、功能、内容及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 ,指出在我国开展及时、正确的性教育的重要性 ,探询适合我国国情的性教育途径     

从婚姻与家庭功能看性革命

本文从婚姻、家庭功能出发,对西方性革命、性解放做了理论上的探讨,并对西方性革命对目前中国性文化的影响做了深刻探讨,提出在中国弘扬健康文明的性文化的重要性.     

试论计划生育与性教育

如何认识计划生育与性教育的关系,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对计划生育工作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性教育是计划生育工作题内应有之意计划生育与性教育这两个概念不是硬捏合在一起的,这两者有天然的联系。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开展性教育,不是额外附加之举,而是题内应有之意。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往往忽略了性教育。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本来应该深入到性这     

北京市通州区“三进家庭”优质服务活动取得实效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在＂生殖健康进家庭＂优质服务活动中,精心组织,制定措施,广泛宣传,确保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一是优生优育知识进家庭。利用人口学校对新婚夫妇做好性教育和新婚文化、优生优育、晚婚晚育等宣传指导。共发放宣传折页、宣传品等4200余份。     

影响未婚青年“生殖健康男性参与”的相关因素

诸多资料表明,未婚男青年性知识/态度/行为(KAP)开放度远高于女性,是生殖健康干预的重点人群。但因种种原因我国性教育仍举步维艰,使年轻男子成为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盲点。忽视该群体性健康的需求会造成他们对成年、避孕、安全性行为缺乏准备,导致性暴力、非意愿妊娠及AIDS和其他性病的流行等广泛的社会健康后果。     

性行为调查与一般看法——来自2006年加拿大多伦多全球艾滋病大会

——为了减少性活动的危险的宣传信息“要尊重多样性和保护人们的选择权”。 ——以学校为基础的性教育推迟并不促进性活动的发生。     

“性的突围”及其城市生育文化思考──以锦州市为例

城市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 ,“性的突围”表现得较为显见。“性的突围”有两种 :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 ,二者都会影响人口的控制。给城市生育文化定位时 ,必须注意划清三个界限 ,实现三个“置于” :1 划清主文化与反文化界限 ,把生育置于主文化之中 ;2 划清爱情与性解放界限 ,把性价值置于道德之中 ;3 划清性知识普及与性误导界限 ,把性生活置于生殖健康之中     

羞答答的玫瑰如何开?——关于青少年的性教育

背　景2 0 0 2年 9月 1日 ,当新学期开始的时候 ,北京首部涉及性、怀孕、性道德等内容的中学生性教育教材《性健康导向》 ,摆在了海淀区百所中学孩子们的面前。这是通过学校教育途径对青少年实施性教育的一个重要实践。性教育一直是青少年教育中的难题。一方面是青少年身体发育成熟期的提前 ,如我国青少年近5 0年来性成熟年龄已平均提前了两岁 ,每年有 2 0 0 0万人进入性成熟期 ,全国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达 3亿以上 ;另一方面是平均结婚年龄的推迟、社会对待性的日益开放的态度 ,以及信息传播技术与传播渠道的迅速发展。研究表明 ,我国青少年…     

性别偏好与性别选择性生育技术利用意愿——中国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比较

国内以往对人们性别偏好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男孩偏好"的研究,而对性别偏好的其他类型关注很少,特别是对人们性别偏好的强度几乎没有涉及。运用国内298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资料,结合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相关实证研究,对性别偏好的类型和强度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后发现,与西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相比,中国大学生总体上性别均衡偏好的比例更大,而无偏好的比例较小;中国大学生希望使用性别选择技术以达到生育理想性别孩子的比例相对更高。     

基于空间数据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因素研究

以出生性别比升高机理为基础,应用空间计量技术分析2000年份地市横截面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实证研究各因素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通过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进而引起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各因素存在空间相互作用,其空间自相关属于高高-低低类型;传统文化、公共政策、城镇化水平以及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将抑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医疗发展水平将促使出生性别比升高;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女性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

利用2000年全国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福建样本的相关统计资料,描述女性性别意识的时期变动及其与男性性别意识的差异,并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释性别意识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对工作的满意度、社会流动经历以及家庭婚姻状况对女性性别意识产生显著的影响。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区域差异及演变动态分析

人口性别构成是影响人类婚姻、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因素，也影响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也是编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人民生活、劳动、城乡建设等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同时对于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2005年1％人口抽样资料分析了中国总人口性别比演变动态及地理分布特征。表明：（1）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性别比偏高的国家，新中国总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2）1953到2005年，年龄性别比曲线越来越平稳，性别比最高峰值呈现有低龄组向中龄组及高龄组转移的趋势；（3）各省区之间及城乡之间的性别结构差异由大变小；（4）山区性别比高于平原。重工业城市高于其他城市。大城市高于小城市。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孩次性别递进过程分析

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就199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显示了生育性别干预的特征,2000年以来纯女户生育性别比升高到190以上,纯男户生育性别比下降到90以下。2005年纯女户的偏男倾向依然非常明显,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人为干预现象。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     

农村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分析——社区生育文化的视角

本文通过在海南省海口市近郊农村的实地调查指出,农村宗族现象的存在、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健全、家庭老年人的压力和社区控制的失灵既使传统社区生育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又强化了村民们的传统生育意愿与行为,而传统社区生育文化与村民生育意愿、行为相互建构、相互支持,从而导致社区出生性别比失调.应发挥农村社区熟人社会的优势,将社区作为控制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重要平台,大力提高女性地位,营造两性平等的社区氛围,通过各种措施重塑新的社区生育文化,从根本上解决出生性别比问题.     

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课题组收集的数据,描述当代已婚流动妇女的性生活状况及其与从未外出打工已婚女性和已婚流动男性的性生活水平差异,通过建立多视角、多因素的综合解释模型,对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多元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家庭经济支配权、与配偶居住情况、打工当地朋友数等是已婚流动妇女性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论出生性别比失衡背后的生育意愿变迁

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运用"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方法,对近三十年来多项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资料进行研究与分析,发现生育意愿各要素的变迁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生育意愿各要素变迁的不协调性与非均衡性——理想子女数逐步减少,性别偏好持续存在,生育目的变化不大,使得生育意愿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呈现出复杂关系,在生育政策、B超技术等的共同作用下,引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政策,打击"两非",加强宣传教育,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促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