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丁野鹤的戏曲创作

丁野鹤是明清之际的著名诗人、戏曲家、小说家,堪称全才的文学人物。曾创作过“传奇十三种”,但存世者只有四种。以历史剧《表忠记》最精彩。塑造了杨继盛这个与权奸斗争的英雄形象,大大超过了同题材的《鸣凤记》;他的爱情剧《西湖扇》,是借宋金之战乱,写明清变革时的真人真事。“以一扇为纽带,以二诗为线索”,移花接木,构思巧妙,故事曲折,情节动人。《赤松游》剧表现了作者“功成身退”“消极避世”的思想,《化人游》是作者逃避现实之作,应该说是符合作者后期思想感情的。他不愧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解、有文才的两代文学家。     

从《水浒》诗词赞语看作者的反动倾向——兼评几种美化《水浒》作者的论调

“说说唱唱”,这是我国宋代以来话本文学所特有的一种艺术风格。这里“唱”的,就是诗词赞语。作者在故事发展的紧要关头,插上一段诗词韵文,或写景,或状物,以烘托渲染,承上启下。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借此机会直抒胸臆,表达他对故事中人物、事件的爱憎和评价。长篇小说《水浒》是从话本发展而来的,在《水浒》中,作者写了很多诗词赞语。     

让孩子枕着故事入梦——小学第一学段写话教学初探

《语文课程标准》中将小学写作教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二年级的写话教学，第二阶段是三到六年级的习作教学。写话是习作的基础，更是引领学生走进写作天地的铺路石，因此，培养一二年级的学生对写话有兴趣，能放开胆子写，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阶段的学生特别喜炊读童话、听故事，而第一学段的写话教学目标中也明确指出要引导学生“写想象中的事物”。可见．从“编故事”入手培养学生的写话兴趣也是一条值得探究的写话之路。我的具体做法是：     

《三国演义》的“七虚三实”

《三国演义》自从成书以来,“七实三虚”之说颇为流行,意思是说《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历史故事,真实的多、虚构的少。其实,细究起来,所谓“七实三虚”之说并不可靠。从宏观的方面来讲,《三国演义》的社会背景及其大多数人物的姓名与身份确实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与历史故事的描写中,实际上却是“七虚三实”。例如,赤壁之战在正史中的文字内容很少(万绳楠先生认为只是一场很小的战役),但却被作者用如神之笔大加渲染,写得惊天动地。三顾茅庐在史书中只有寥寥数语,作者却能够驰骋思路,虚构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情节,为诸葛亮的出山进…     

论《西湖二集》的文人化特征

话本起源于市井,它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反映了市民的思想和生活,而随着文人参与拟话本创作以后,话本小说则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趋向。《西湖二集》是明末周清源创作的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作品大多以与杭州有关的历史人物为题材,围绕西湖来编撰故事,既保持了话本小说道德训诫的传统,又充分地展现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和气质个性,并且在艺术手法、审美情趣上也体现出鲜明的文人化特征。     

浅析《雷雨》中的“空白话”

通过对《雷雨》剧中人物运用“空白话”的举例剖析，表明了“空白话”作为一种言语现象，是一种说话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言犹尽而意未尽的作用。同时，它还能显现语境对语言的创造功能和填补功能，是表现人物个性，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话语中的“空白话”不完全同于潜台词。     

《聊斋志异·金和尚》本事考

号称“短篇之王”的蒲松龄,于《聊斋志异》中所写故事,就其真实性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为作者所亲历或亲闻,如《地震》、《水灾》、《跳神》诸篇,便基本上是记实之作,故亦有人称之为新闻报道或素描,二是取其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且多“写鬼写妖”,并具有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可以《促织》《聂小倩》、《青凤》等篇为代表,属小说的范畴,也是《聊斋志异》中的大部分;三是篇中所写之     

《陌上桑》与桑林主题

《诗经》中的《桑中》、《隰桑》等写桑林里男女情爱的故事,源于远古的桑林崇拜,而《陌上桑》中诱惑与拒绝的故事又源于“桑间濮上”之音,先秦时代能在桑林里坦然幽会的女性才是罗敷形象的原型。由于汉代儒家学者和文人不满桑园“淫乱”风习,开始对旧的桑林主题进行清算与重构,桑林主题被转化了,人物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使《陌上桑》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转型的标志。     

例证《金瓶梅》写官员对史实的“我化”

《全瓶梅》所写人物甚多，不少为作者杜撰而成。但细考其中所写文武官员，多可见于宋、明两代之正史、杂史和野史笔记。然而作者写官员，并不囿于史实，限于当时世风时政的特质和作者个人的素质缘由，《金瓶梅》写官员对史实进行了“我化”处理：“近史而悠缪”，形成明显二律背反的扭结。其中重要人物狄斯彬的“我化”叙写，可视为典型例证。     

故乡的虚无——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人物命运看昆德拉的乡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作者米兰·昆德拉旅居他乡写故乡的作品。这部经典的复调小说，以令人目眩的结构写出了四个身份，个性截然不同的主人公在捷克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和命运。文章通过对四个人物命运走向的剖析，以及他们对精神家园的追寻历程，试图寻找作者心目中的家园，以及投射在人物心中的乡愁。     

尊重心理特点 珍视情感体验——小学作文教学实效性探索

作文是一种情感性极强的活动，是作者感情自然而真实的流露。如果在小学作文教学中，尤其是中低段无视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情感体验，不但提高不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反而会让学生对作文产生恐惧感。即使为了完成任务勉强为之，那么写出的作文也是内容空洞，缺乏个性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1-4年级从写话、习作入手，是为了降低起始阶段的难度，重在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自信心。”     

明清小说与泰山文化

齐鲁是中国古代小说之乡,明清小说名著大都为山东人写或写山东事,而尤以与泰山文化关联最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绿野仙踪》等五大小说名著,其作者或为泰安人,或隐以泰山为背景,或明确写在泰安发生的故事等,多取自于泰山文化,可称之谓“泰山小说”.“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与泰山相得益彰,而泰山更需要“泰山小说”携程.“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的重大课题,有关方面应予以重视.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论《歧路灯》的“祸起萧墙”

《歧路灯》主人公谭绍闻的住地为“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乃是借用“祸起萧墙”这一典故。而谭绍闻的乳名为“端福”，祸福相连且又相互转化，作者用意相当明显。可以说，《歧路灯》小说整个故事是以“祸起萧墙”与“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来构架的。书中另一不可缺的人物王中，是个既忠且义的仆人，从他的身上可找到诸葛亮的影子。     

谋杀的追问──《为了告别的聚会》解读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是一部很难读懂的小说，它采用了一些比拟象征类的手法，作品中的人物或故事往往象征着某种事物，而有些人物的多重性格又很令人费解。本文作为“解读”主要向读者解释象征的对象，分析人物多重性格产生的原因及背景，以使读者更准确地了解作者创作动机、把握《为了告别的聚会》的主题。     

从圣经原型和精神分析视角重读《双城记》

英国文论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认为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扁平的，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人性深度感。《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诞生在作者遭遇情感危机的人生苦痛阶段，流露出作者精神世界的痛苦挣扎，小说中的人物在更深层次上与圣经人物原型隐秘相合，映射出创作主体潜意识的想象性宣泄，作品中多重人物性格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其实质是虚构了一个“受难”“复活”乃至“牺牲”的原型故事来寻求解脱人生困境之途。     

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人物形象塑造的审美特征

前我言《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文以罗本为据。下称《三国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说的是它长于叙事的特色。如果要论其叙述之头绪纷繁而又经纬分明,有条不紊而又生动真切,在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恐怕要算首屈一指的了。作者在生动真切的故事叙述中,牵涉到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人物,许多谋臣策士、文臣武将的风     

论《红楼梦》的人物对话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话描写，是曹雪芹刻划人物最主要的方法。这不仅由于人物的对话在《红楼梦》描写语言总量中占了最重大部分，还由于作者赋予了全书四百多个人物——上至王公侯伯、贵妃宫监，下至三站六婆、市井无赖——每人以独特的个性语言，产生了“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艺术效果，确立了《红楼梦》在对话之生动方面“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文学大师”、甚至“略胜一筹”的独步文坛的地位。毫无疑问，《红楼梦》的对话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领域。可惜的是，历代以来，对之的研究不多，至于从微观上研究《红楼梦》对话何以这样…     

刘备形象侧论

“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这个歌后语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方法的生动而又得体的概括。作者确实抓住“哭”这一细节,写活了刘备。在《三国演义》前85回里,作者描写刘备的哭就有近20处之多,里面有真情的哭．有虚曲的哭,也有狡诈的哭。作品通过刘备一次又一次的哭．逐渐地丰满了这个形象。可以说．刘备的哭,哭出了性格,哭活了人物。     

旧梦新觉——论《红楼梦》人物关系和曹雪芹的善恶观

《红楼梦》中人物虽多，但都各具独特而鲜明的个性。本文论证曹雪芹在塑造人物时采用的“阴阳对应”和“阴阳循环”法则，对主要人物进行全面定性和定位；然后对曹雪芹的善恶观和宝玉精神进行探讨，认为《红楼梦》是现代思想和文明的启蒙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