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一经典名著中,在肯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前提下,提出了实践标准“不确定”与“确定”的唯物辩证原理,有力地打击了在对待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极共重大的贡献。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它必然地要到达唯物主义,而把大学教授的烦琐哲学的无限妄想抛在一     

不宜用“主体间性”

一、什么是“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又作“主体间际性”、“主体通性”,是当前我国主体性问题研究中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大多数论者却未对这一概念作以明确的界说,只是用来泛指“主体间的关系”或“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指实践认识活动中的“主体—主体”作用关系,等等。概括起来,我国哲学界目前关于“主体间性”一词,主要是指人们在实践认识活动中所具有的共同性关系,即活动着的人在其交往中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联系。人们在这种共同性的关系中相互协同、相互调节,从而进行共同的实践认识活动。看到交往及其关系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是这些论者的合理之所在,但在其表述中借用西方哲学中的“主体间性”概念却又是欠考虑的。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含义与哲学派别的划分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目前,我国哲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它的含义就是“世界可知不可知”,因而它的作用则在于依据对“世界可知不可知”问题的回答,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秦淮沙同志在《晋阳学刊》1985年第2期上已撰文对此提出了否定意见。本文对秦文作一点补充和发挥,并就王金福和陈启曾两位同志的商榷理由进行一点分析。〔注〕一诚如秦文所说,确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为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其全部的立论根据,是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等于“世界可知不可知”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是不能互相等同的。     

“不确定原理”与“自我中心困境”──“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启示之一

“不确定原理”与“自我中心困境”──“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启示之一任宏杰当前，关于“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讨论正逐渐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这绝非是偶然的。一方面，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内在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过程...     

再谈正确理解和运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随着邓小平理论的深入普及，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化，“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越来越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进改革、扩大开放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然而，在具体运用中，就不免见仁见智，甚至存在有严重的误解、臆解，错用、滥用、为我所用。这就不仅使得这一科学的检验标准遭到非科学的解读，更严重的是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带来巨大损害。坚持不坚持、能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确已成为事关改革开放大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关于正确理解“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究竟是…     

两种不同哲学上的“实践”与“效果”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使用了某些相同的哲学概念,某些哲学命题的提法也有雷同之处,所以有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就极力地混淆这两种哲学的理论界限。 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们划清了实践标准与理论标准、权力标准的界限,但还有些同志分不清在“实践”与“效果”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实用主义的理论界限。本文试从这方面,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自然审美“恰当性”辨正

学界一般认为,自然审美“恰当性”概念是卡尔松提出来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史密斯首先将该概念用于对艺术与自然欣赏方式的“外部”比较;但后来被卡尔松引导至相反方向,转向对自然欣赏“内部”的审美依据进行评判,“恰当性”概念的独断化进程也由此启动。随着独断化蔓延至审美判断和审美实践领域,更多理论混乱接踵而至。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逻辑上的“语义错位”和审美上的“认知决定论”。梳理“恰当性”概念的缘起,可还原“恰当性”作为不同欣赏方式“外部”比较者的原初角色;追溯独断化起点,批判性分析引发该现象的语义错位和认知决定论根源,可以让“恰当性”概念以合理方式承担起对于“审美依据”“审美判断”与“审美实践”的评判者角色,从根本上解决卡尔松造成的该命题的独断化问题,同时推动自然审美研究由单向决定模式向多元交互模式转变。     

实践“三个代表”与从严治党

腐败不除 ,实践“三个代表”必然会困难重重 ;治党不严 ,实践“三个代表”的种种努力都将大打折扣。腐败是实践“三个代表”的主要障碍 ;从严治党是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选择。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对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提出了新的标准、新的要求 ,提供了新的动力。一方面 ,从严治党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不折不扣地把“三个代表”的精神贯穿到从严治党的每一项具体措施当中去 ,化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 ,我们要不断加大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力度 ,真正做到使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     

语言的“不可译性”简析

语言的“不可译性”既有“文化不可译性”与“语言不可译性”之分,也有“相对不可译性”与“绝对不可译性”之别,应该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研究语言的“不可译性”,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异同,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翻译理论,尤其是翻译标准。     

“三个有利于”是检验标准的新发展

关于检验标准问题,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之后,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对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以及两者的关系,学术界已作了不少讨论,而对“三个有利于”及其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关系,讨论尚不多。本文不准备全面论述这三者的关系,只就其中二三问题谈点认识,以就教于同仁。     

论刑事诉讼中的“突袭性裁判”

“突袭性裁判”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它与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相违背,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被告人对司法制度的不信赖。笔者通过对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存在的“突袭性裁判”的分析,指出正确认识刑事诉讼的本质乃是解决“突袭性裁判”等问题的基本路径所在。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颜色”与“性”

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性”的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不同“颜色”的内涵及其与“性”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作为“性”的代名词,蓝色、黄色、绿色、粉色、红色,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地使用着。比较和分析各种“颜色”与“性”文化的密切关系和深刻渊源,可以从中捕捉到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性”文化的诸多差异。     

“一”与“多”:“实践标准”辨析

一、“实践标准”的真实涵义“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经典表述.支持这一结论的基本论证是:真理在本质上是主观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在主、客观两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桥梁是实践这种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感性活动.离开了实践,主观不能通达客观,客观信息也无法达致主观.因而唯有通过实践,才能把主、客观联系起来,加以对照,从而对认识的真理性作出判断.对比分析上述论证与结论,我们感到论证对结论的支持关系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这个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实践究竟是检验真理的途径、方式,还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无论从真理的本性,还是从实践的特点作论证,似乎都在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途径,而非检验真理的标准本身.     

秦皇岛市“城中村”拆迁法律问题研究

“城中村”拆迁问题是我国多数大中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我国城乡土地所有制二元结构和相关法律法规缺位,导致“城中村”拆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该文以秦皇岛市为例,分析了秦皇岛市“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对“城中村”拆迁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公共利益”泛化、补偿标准不明确,被拆迁主体缺乏诉权保障等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界定“公共利益”、明确最低补偿标准,确定“城中村”居民的合同主体资格赋予其诉讼权利等意见。     

“重庆实践”蕴含的辩证法特征

“重庆实践”是对“中国道路”的拓展、深化、创新。两者的有机结合,彰显了“中国道路”的伟大和“重庆实践”的魅力。“重庆实践”全方位地推进了重庆经济社会的革命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也从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国道路”下“重庆实践”的深厚魅力和巨大实惠。坚定的传承性和鲜明的开放性的统一就是“重庆实践”的辩证法特征。     

论“生产力标准”理论内涵的辩证性

论“生产力标准”理论内涵的辩证性丁全忠王素芬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和多级层次组成的，有着复杂的内部结构的矛盾统一体。这一矛盾统一体自身所包含的辩证性规定了“生产力标准”理论内涵的辩证性。一、主体生产力标准和客体生产力标准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对生产...     

文学创作“人民性”浅析

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对文艺的指示,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方向。长期以来,我们分析作品,在讲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时,都要谈到作品是否坚持了“无产阶级党性”和“人民性”。     

向德性伦理回归——解读“化理论为德性”

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是有理论大追求的:其理论建构的目的,是要打通古今中西.形成一可以证性命与天道智慧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内蕴的展开,则以性与天道的论述为主轴.以“代理论为方法,代理论为德性”为双翼,以认识论和价值论为问题的诠释核心为出发点,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做出系统筹划.因此,“智慧说三篇”有双重的预期指向:一方面、以“化理论为方法”的渐次推开.形成理性认识;另一方面,以“化理论为德性”的实践铺述.阐释哲学着力于人的行为确当性的实践原则.就此而言,冯契理论的构造归结于在认知确当的基础上.达到行为确当.这是他特别强调实践原则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冯契理论中.“化理论为德性”比“化理论为方法”既占更重要的地位.也更富有指导人生行为的实践意义.如果将之放到伦理学大思路的世界性转换背景中.与放置到当代中国伦理抉择的问题框架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重思解构主义的“意义不确定论”

解构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已有30余年.然而,中国学者对此理论的理解与把握不尽相同,尤其是对解构主义提出的“意义不确定论”的讨论.本文通过阐述德里达对索绪尔差异观的阅读和德曼的解构主义作者观,对解构主义的“意义不确定论”重新诠释,认为应从解构主义特有的理论背景出发,理解“意义不确定论”;这一理解方式不是对意义的虚无式放弃,而是一种对新的意义世界的开放姿态.     

“实践”应是三个要素

赖金良同志在《社会科学》1983年第12期上发表了《关于“实践要素”的商榷》一文,认为“实践”不等于“实践过程”,“实践”只包含目的性和物质性两个基本要素。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实践本来就具有过程性。实践是人有目的的物质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