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农民工政策 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现在关键在于怎样落实？农民工的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其中工资分配不公是问题的焦点，也是问题的难点。农民工的初次分配产生了不公问题，能否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等途径，依法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是文章研究的重点。     

农民工权益保护略论

针对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在就业、劳动合同、劳动环境与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权利救济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也与法律制定与实施及农民工自身素质存在缺陷有关,需要通过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大政府工作力度、加强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提升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加以改进。     

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制度变革与路径选择——兼评《山西省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

农民工问题根植于我国特殊的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之中,制度的粗疏甚至缺失是导致农民工权益保护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制度变革以实现农民工权益的有效维护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益思路,但在强调制度变革必要性的同时,应对制度变革所需要的其他法律制度的支撑、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契合程度以及路径依赖和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等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以避免走入单纯强调制度变革的误区。为此,农民工权益的维护理应选择一条制度与观念并进、立法与执法并重的路径,而在具体层面上则可以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多组织参与,同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渐进变革的方法,以实现农民工问题的有效解决。     

试论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法治社会的要求,是和谐社会的表现,是对人权的充分尊重,从法律上去保护农民工也是权利的一种实现方式。     

我国《公司法》的完善与职工权益的保护

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劳动力产权理论是公司法对职工权益保障的法理依据。我们应该不断地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以期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民事诉讼视角下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加强和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是必要的。为了解决农民工权益的保护问题,应当取消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规定;应当扩大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把农民工讨薪诉讼纳入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涉及农民工的相关诉讼中,应当降低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适用条件;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争议的案件事实最终真伪不明时,由雇主承担败诉的风险;应当建立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的检察长追缉制度;应当针对农民工完善欠薪支付令制度并建立农民工诉讼案件执行的绿色通道。     

浅议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

广大农民工作为现代化建设者,为城市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受保护的现状却不容乐观,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背道而驰的。本文通过对农民工权益保护失范的原因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补正对策。     

论结社权视野下的农民工权益保护

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亟需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在分析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和现行相关法律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探讨了以“以人为本”的精神对《工会法》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工会法》在人本法律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及在建设和谐社会框架下保护农民工权益并使之法治化的建议。     

农民工权益保护三方博弈研究

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领域,农民工、企业、政府是利益相关体,通过三者之间完全信息下静态博弈分析,总结出13种博弈均衡。在这些均衡中,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从而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在存在政策悖论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执行中需采取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增加农民务农收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增加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等等。政府在促进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过程中,同时也促进了农民工的市民化。     

和谐社会视角下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思考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农民工是在我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变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出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问题的重要性,从改革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加大立法与执法力度,加强社会保障,提高农民工素质等方面促成农民工维权新格局的形成。     

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论工会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高度民主,实现政治文明,与工会的维护、参与、建设、教育职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工会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1970年代的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述论

1970年代的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可以分为前期和中后期两个阶段。在工党在野的前期,二者关系逐步改善,相对融洽;在工党执政的中后期,二者关系逐步恶化,矛盾尖锐。二者关系的这种特点既与工党地位不同追求目标不同有关,也与保守党的工会政策和英国经济状况有关。从工党与工会的相互影响看,工会对工党的影响更大,工会是影响工党在1970年代政坛沉浮的重要变量。从二者关系对工党与工会各自的影响看,历经1970年代,工党与工会在关系复好与逆转的轮回中两败俱伤。     

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状与对策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必然产物,具有很强的边缘性,这给城市和乡村的管理带了新的难题,与此同时,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只有通过输出地政府、输入地政府及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才能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使其与市民一道为城市的发展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欧盟贸易政策理论探讨

贸易政策是欧盟一系列超国家政策中最为完善的一项政策，其制订与实施的基点是保障和获取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通过保护市场、维护市场秩序、统一市场规则等，促进区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高集团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从“经济优先”这一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则出发，欧盟通过贸易政策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与作用     

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园于1895-1897年对云南的考察

19世纪末,西方殖民列强为了争夺亚洲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纷纷向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派出考古探险团、商务考察团、地理考察团、政治军事考察团等。1895-1897年间,法国里昂商会共邀请其他12家商会,对中国西南部的云、贵、川以及广西、广东和香港地区作了商务考察,其考察成果于1898年在法国里昂出版。成果主要涉及云南的进出口产品,如矿物、鸦片、皮货、麝香、丝绸等。该考察团还调查了缅甸与中国邻省及缅甸和印度支那的贸易关系。     

中国工会维护职能缺失探析

工会最基本的最本源的职能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但由于中国工会独特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还由于存在于工人意识中的封建专制传统影响,工会作为维护职工利益的群众组织,其独立的维护职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     

英国职工大会“社会伙伴”政治参与之模式分析

1997年,英国工党重返执政之位,与之密切相关的英国职工大会（TuC）选择了扮演工党政府的“社会伙伴”关系的角色。一方面,英国职工大会自身的资源条件为其扮演社会伙伴角色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英国国内社会结构的变化、工党纲领及其执政后制度环境的变化对英国职工大会“社会伙伴”政治参与模式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

指出政治文化规范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演化路径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制度化参与虚置与非制度化参与激增的困境中;这一方面加大了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运行效能,另一方面,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理论创新的视角,提出应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生长的物质、制度、组织、社会及农民工内生能力等方面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