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新气象”

《世说新语》中记述了大量魏晋时代的女性,她们的言行多与封建礼教要求传统女性顺从和守贞的特点相悖,在妇德、才智、审美和情爱诸方面都表现出独特的思想和个性,呈现出异于前后期传统女性的时代风尚,彰显了魏晋时代女性的“新气象”。     

魏晋士风与两性关系

魏晋任情违礼的士风打破了两性关系之礼制规范，主要表现为：夫妻之间由遵礼到重情；妻以妒忌形式争取婚姻对等；男女交往突破礼之大防，趋向自由开放。魏晋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女性的个性得以张扬，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从话语权看《红楼梦》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红楼梦》中的女性的悲哀就是她们在男权世界中处于“失语”状态,或主动“失语”,或被强制“失语”,这是她们悲剧命运的起点也是终点：要么“半失语”,即其言行大部分情况下受“外语境”的制约,“外语境”处于语境的制高点;要么“半语”,即言行不受“外语境”和“内语境”的制约,以内语境支配言行,在言行上没有尊卑观念,这种言行表现导致了“内语境”与“外语境”形成重重的矛盾冲突;要么“全失语”,言行既不自由也不自在,但与外界权势环境的言行一致,极致的状态是“失声”、无话可说。     

试论李氏王朝时期女性的地位

李氏王朝把儒学作为统治理念,形成一套从上而下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严格的封建礼教。在“男尊女卑”的传 统思想下,女性的言行受到各种制约,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既没有自由结婚和再嫁的权力,也没有受教育权、财产继承 权。女性只是过着默默无闻、万事忍耐和顺从的生活,她们无论在社会公共生活还是私人家庭生活中都处于低下的地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从正始到东晋,老庄“物我两冥”思想、郭象的“独化玄冥”说和佛教“入不二法门”思想对士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的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名教的衰落与复兴——论宋代礼学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代礼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两个方面.历史背景指宋代以前的思想文化潮流及其对礼学的影响,主要是魏晋以来玄学和佛教对儒家名教的冲击与挑战.现实背景指宋代理学思潮及其对礼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理学的兴起为儒家礼教的复兴营造了思想舆论氛围;二是理学为传统的礼仪形式重新确立了形上学基础;三是理学的学风对礼学尤其是礼经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群体

《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时期上流社会的言行轶事与人性人情，其中也记述并歌颂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魏晋时期的女性标准的变化。     

从“贵无论”到“声无哀乐”:魏晋士人对乐舞语义功能的重构

在魏晋玄学影响之下,“有无之辨”成了魏晋时期重要的议题。“以无为本”的“贵无论”触发了魏晋士人们对乐舞的语义功能新的思考与实践,名士们以超越“礼”——寻求“道”——达于“无”的路径,实现了对两汉儒教传统乐舞美学思想的超越与突破,使乐舞美学从礼乐合一的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将对美学思想的探寻带入乐舞艺术内部世界中。     

庄子“神人”观念与魏晋精神生态

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是庄子哲学中精神自由的代表,具有自由自在、自至而成、自然而然、自性逍遥的特征。“神人”观念在被道教用来深化方士的神仙思想、构建游仙思想时,演变成为一种信仰。由于道教理论基础的先天性不足和宗教实践方式的可验证性,游仙思想最终走向了破产。但“神人”观念却由此从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对魏晋时期的精神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     

1994年以来阮籍诗赋研究综述

阮籍作为魏晋时期的名士,他的言行、创作及思想,是魏晋时期多元化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表现,他的作品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因而他与同时代的、不同时代却有相似命运的文人有着共同心声.1994年以来的阮籍诗赋研究,基本延续着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视角多元化,并朝着立体化、层次化的良性势头发展.     

魏晋时期儒道合流影响下的隐士形象——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时期的隐士作为一特殊的群体深受儒道双重思想影响,内心的冲突促成了形象的生动与多样。成书于南朝宋时期的《世说新语》集中对该群体的言行思想进行了描述,透过该书可管窥魏晋时期在儒道合流影响下独特的隐士形象。《世说新语》三十六门,隐士近三十人,涉及隐逸思想和言行的有六十余条;且特辟《栖逸》一门,可见当时隐逸之风盛行。综观《世说新语》中的隐士皆受儒道双重思想影响,两种思想的合流渗透于隐士思想并体现在其言行中,矛盾性与复杂性更突出了形象的生动性与多样性。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礼学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礼学思想展现出它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一面,本文拟从礼之源、作用、礼治理论等方面对礼学思想进行分析。     

白居易与道教

道教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可谓深远 ,白居易曾热情、执着地信奉道教 ,为得道成仙炼丹服食。他将这种宗教观念同世俗生活统一在“独善”观念中 ,带给在严酷现实中失意的文人一种安慰。同时白居易也深受儒学之影响 ,强烈的理性精神又使他能够从宗教的迷狂状态中解脱出来 ,冷静思考人的生命价值问题 ,从而产生对道教前后矛盾的言行和思想 ,而这种矛盾也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     

中世纪俄罗斯女性的文化特征

在欧洲,女性观念一直存在于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中。俄罗斯中世纪经历了七百多年漫长的发展过程,晚期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其女性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宗教、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处于从属、规制和斗争中,尤其在古罗斯和中世纪罗斯存在着“双教并存”和“双重文化”现象,因此对女性的观念也有着不同的阐释。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俄罗斯女性逐渐参与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社会对女性的观念和认识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其女性传统观念对当今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仍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国语》对礼治的反思

“周公制礼”反映了先秦礼治思想的成熟。出现了周初的盛世后,“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礼制不断受到冲击,正常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一些恪守礼制的卿大夫们提出了“何以为治”的问题,并对礼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国语》记载了他们治国以礼的言论。他们主张对传统礼制进行切实的扬弃,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在评判事件和人物言行时,也不是简单地以“礼”或“非礼”为尺度,而能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传统礼制,超越传统礼治思想的束缚。     

《世说新语》中“礼”与“情”的冲突与调和

《世说新语》是记载汉末至魏晋这一较长时期内士人言行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于＂礼＂、＂情＂本质的辩论不乏佳妙言说。魏晋士人越过汉儒视野而上溯周孔,＂礼＂的社会功能得到了逐步调整,并重新拾起对人性的内在品格的重视,大体上呈现了＂重礼扼情——越礼任情——纳礼于情＂这一脉络。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     

《世说新语》中的爱情观

《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之际的人情世风,我们可从中看出魏晋人的爱情态度,即追求平等相待、寻求心灵相通、突破门阀观念。这种爱情观产生的原因是当时女性的觉醒、北方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影响,以及返归自然思想的诱导。     

从情礼关系看竹林七贤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儒学的思想统治开始松动,出现了儒、道、玄、佛多元文化的格局,儒家以礼制情的情礼观受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的冲击.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人对生命意识的觉醒时期,竹林七贤从生命价值、人生意义和生存状态等方面反思情与礼的关系,表现出了崇尚自然、尊重个性、追求精神超越和自由的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