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几何》的伦理警示：男性霸权主义

修辞叙事学的读者观使真实读者运用伦理标准对叙述者传递的文本信息进行阐释,而重获阐释与批评文本的合法地位,此读者观进而发展为以伦理取位的叙事伦理批评。以叙事伦理批评视角阐释小说《立体几何》,乃立足于叙事策略,对叙述者表面叙述的信息确定性进行对照式阅读。确切地说,从小说的叙述人称与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时间三个角度来分析隐含作者对叙述者及其叙述内容的否定态度,以揭示小说蕴含的对男性霸权主义的伦理警示。     

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弗兰妮》叙事进程研究

作家在小说《弗兰妮》的叙事中,能够充分考虑到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方面的作用,也努力使读者加入到叙事进程中,文本内部的不平衡性与隐含作者、叙事者和读者间的张力共同作用,促进了小说叙事的发展。     

修辞叙事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

修辞叙事学视野中的散文研究关注作者及作品与读者间的修辞性交流关系。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叙事目的皆为说服,读者可从中推导出不同的隐含作者,后者说服隐含读者的过程即修辞性叙事的过程。中国古代散文大多采用全知型叙事视角,叙述策略上甚至会不惜捏造事实以强化说服效果。叙事者和受叙者之间缺少面对面交流的读—写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散文隐含作者的多重性。散文研究必须考虑文人官僚的政治斗争需要、写作的特定叙事对象等问题。从修辞叙事学维度研究中国古代散文,便于从作者-作品—读者—语境全方位把握散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     

小说叙事中的距离控制--兼评阎连科小说《坚硬如水》

小说的作者在文本中努力构建隐含作者的同时,也在改变着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等四者之间的距离,依靠这些距离的改变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和道德判断,以阎连科长篇小说<坚硬如水>为例,可以具体透析这种叙事修辞的控制与运用.     

矛盾·对立·冲突——解读《黑暗的心》进程中的不稳定性的叙事特色

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在其<作为修辞的叙事>一书中提出从"作者代理、文本现象、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的修辞角度对叙事作品进行欣赏.运用费伦的相关理论,从3个方面对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叙事进程得以建立的基本因素之一"进程中的不稳定性"这一特定文本现象的叙事特色进行解读,为从一种较新的视角去欣赏该作品提供必要的基础.     

从修辞叙事角度看《大街》之隐含作者的叙事伦理

从修辞叙事角度对刘易斯<大街>中的乡镇社会进行叙事伦理分析,可以看到小说中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隐含作者叙事伦理的另一面:隐含作者显示了其对劳动群众的敬重和同情、对自然的热情讴歌和对乡村医生的良好职业精神的赞美.     

解读《消失的爱人》中叙事视角和叙事距离

为分析《消失的爱人》中叙事视角和叙事距离的运用以及其所达到的审美效果和修辞目的,在诠释叙事学一系列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小说《消失的爱人》采用的叙事方式——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并分析作者吉莉安通过对不同视角下的叙事者与隐含作者、人物之间距离控制,以达到自己的叙事目的,给读者带来多维阅读体验,并传达自己对婚姻的感悟。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呐喊》、《彷徨》为考察对象(上)

叙事伦理相对于理性伦理而言,指具体叙事过程文本内部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它既包括形式安排对作者、叙述人、人物和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影响,也包括文本叙事溢出的不同于时代或作者本人理性伦理的个体伦理.鲁迅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人称安排充分体现了叙事形式所蕴涵的伦理意蕴,折射出叙述人以及隐含作者的个体伦理困境.     

《平山冷燕》评点的叙事理论及“双重解说”

《平山冷燕》是明末清初言情小说中的代表作,但评点本较少,“天花藏主人批评本”具有较高的评点理论价值。该本以“枝叶之法”对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了立体式解构,以“水穷云起”揭示了小说叙事时空的动态变化,又以“闲笔”解析了小说的叙事语境。因天花藏主人既是小说的作者,又是评点者,身份重叠形成了对自身叙事技巧的重新确认与再次解说。这种“双重解说”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认知作者的“立言”、创作意图与文本未尽之意,也由此衍生出了更贴近文本的理论价值与思维向度。     

“居间”的辩证法——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的方法论诠释

美国当代著名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的近作《作为修辞的叙事》,其方法论将“叙事”视作作者、以文本与读者间意识形态交换的“修辞”为逻辑起点,试图建构一种突显作者、文本和读者交互协同作用的、以文本为中心的动力学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居间”特征。这对国内相关研究有着丰富的启示意义。     

叙事新闻报道渗透意识形态——以西方对温州动车事故的一篇报道为例

新闻报道中存在多种叙事修辞技巧,这些技巧与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密切相关。从叙事修辞批评的角度来分析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灾难的新闻报道。具体分析叙述的主要人物、叙事场景和叙事因果关系等叙事修辞手段,力图揭示这些报道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取向和修辞动机。结果表明西方记者总是千方百计迎合读者的伦理、心理和价值观念,维护作者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利益。     

话语交流视域下的叙事声音类型论

叙事的话语交流属性肯定了读者在叙事中的意义建构功能。读者意识作为联结世界、叙事与阅读的文化机制,影响着作者对自我与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关系设定,从而影响话语方式的选择。从强调作者权威的直陈,经历婉曲的讽刺、悖逆的反讽,到意义游移的含混叙事,作者的位置不断下移直至退出文本,读者的主体地位从无到有乃至成为意义的最终裁决者,体现了叙事交流意识的强化轨迹和读者意识对叙事声音的强大影响力。     

话语和话语情景——《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话语层次

Booth认为在实际读者和文本之间有隐含读者,在文本和实际作者之间有隐含作者。Leech和Short认为小说中有四个层层嵌入的话语层次起作用:作者和读者,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叙述者和对话者,以及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话语层次。福克纳在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自由灵活利用四个话语层次,对读者进行告知和引导,实现了Leech和Short提出的观点:作者不仅要告知读者一个特定的小说或故事,与读者建立"亲近"的关系,也要树立作者本人的观点,让小说的内容得到正确的理解。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隐含的读者:解读《占有》之童话原型

《占有》是英国女作家A.S.拜厄特的代表作,小说对西方的经典作品特别是童话进行了模仿与改写。本文通过伊瑟尔"隐含的读者"理论中既有知识结构的存在和结构化的阅读行为来解读拜厄特小说《占有》中的童话原型,通过分析小说中对《水晶棺》等读者熟悉的童话和神话故事的改编,探讨"隐含的读者"理论对小说叙事范本的指向性,理解童话在小说中的象征性意义。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海明威《我的老爹》的文本解读

在詹姆斯·费伦运用修辞叙事理论对《我的老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中的叙述声音,罗兰·巴特的“可写式”文本解读方式和布思的叙事理论中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叙事这几个角度对文本作了更进一步的解析。最后对巴特勒的死亡尝试着做了宗教方面的解释。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故事包含着双重叙事的线索,亦即作者讲述的是两个伦理故事。     

《麦田里的守望者》叙事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典成长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名叛逆而又执着的少年形象,但小说并不像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作者对读者的直接叙事。相反,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不成熟的霍尔顿是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受叙者“你”的身份有着令人生疑的两种诠释;而二层叙事结构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整个文本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叙述是叙事修辞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它让读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参与到与作者的互动当中。     

解读《别让我走》中的阐释判断

叙事判断为分析文本和获得多角度的阐释提供有效方法,阐释判断做为叙事判断的一种类型是针对行动的本质或叙事其他因子所做出的判断。围绕小说《别让我走》中"攫取克隆人身体器官"这一事件,针对黑尔舍姆学校监护人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目的,分析人物叙述者、隐含读者和隐含作者各自做出的阐释判断。对该小说进行阐释判断是理解小说主题的关键,也是欣赏小说叙事美学的重要手段。     

论《狼图腾》的“嫁接性”叙事

《狼图腾》在叙事方面的创造力首先表现为作者所采用的"嫁接性"叙事文体。小说主体叙事和"理性探掘"两部分相得益彰,其叙事理念在小说叙事主体部分通过"狼性性格"得以塑造,而在"理性探掘"部分以思辨的方式得以强化。诗和议论结合的叙事策略使小说寓理于情,在情理交融中完成作者对"狼图腾"精神的塑造和烘托,有助于作者引导和掌控读者对小说叙事理念的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