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良：从传记到影视——对《画魂》三个版本的阐释学分析

阐释学关学认为：理解具有历史性，阐释者具有“偏见”，理解的过程是理解者和文本的视域融合，理解活动是一种游戏。一个文本没有确定的真实，只有不断被阐释的历史。反映张玉良传奇人生的艺术作品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阐释出了各自不同的张玉良。在不同的视野中，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张玉良现身为不同的面貌。当我们凝视这些历史流传物的时候，也获得我们自己独特的理解。     

从互文到互文性——中国古代阐释观念之演进

互文是古代汉语中一种参互见义的修辞手法,互文性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本理论的重要术语。二者虽然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范畴,但它们对于文本的阐释策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阐释观念从“互文”到“互文性”的演进,反映了人们的阐释视野日渐开阔,并进一步认识到文本意义的本源不仅仅在于自身,还取决于他者对自身的映射。这种阐释观念的演进是历史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在文本意义产生问题上对于自我中心的突破。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文本差异与近古诗歌阐释学中的精神融合

近古诗渐衰,而诗论益精.近古诗论家对于“可解”与“不可解”“不必解”之诗的争论,从创作和阐释的双重角度出发,客观上揭示出了古典诗歌的文本差异.阐释方式往往因文本类型而定.依据“可解”与“不可解”“不必解”之说,阐释者或执辞求意,或欣然兴会,或专力壹思、精神融合于古人,才可达到某种程度的阐释效果.在诸种阐释手段中,精神融合因其强调阐释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沟通无碍,往往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广义修辞学副文本考察

选取“自序／前言”“编者按、主持人话语”“阅读札记”等副文本语言形式与著作、论文进行互文性对读,发掘学术事实背后蕴含着的学术关怀。副文本不仅为接受者提供寻找正文本线索,引导阅读路线,也建构了表达者学术身份,思想发展轨迹,理论阐释规则。具有丰富表现形式的副文本,在对正文本澄明历程中,也有可能限定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具有一定的遮蔽性,局限性。     

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弥合——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跨学科视野

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作为两种批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尖锐的矛盾。但怀特通过“文学性”策略使这对极其矛盾的批评方法在其历史诗学中获得了奇妙的统一：其历史著述的文本属性弥合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其历史文本的存在方式弥合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其历史诗学的建构形态弥合了诗性预设与理性阐释。通过实现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弥合,怀特的历史诗学成为跨学科的典范。     

从杜诗研究谈强制阐释

张江先生提出“强制阐释”的观点并非单纯在西方文学研究中存在,也表现在借鉴西方文论研究成果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不仅背离了文本的历史语境,也削弱了文本的文化意义。杜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但20世纪以来的杜诗研究也存在着“强制阐释”的嫌疑,对其展开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新的切入点认识杜诗的艺术魅力,从而分辨出“强制阐释”的意义所在。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初探

运用神话宗教哲学理论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文本叙事进行阐释,以探求文本历史重构的意义、可能及限度,进而对文本的文学意义进行了尝试性估价。     

“公共阐释”论

区别于"强制阐释"的"公共阐释",并非是理解文本的单纯技艺,它毋宁本身就是文本与阐释者自身的存在方式,因而仍应归于"哲学解释学"题域。"公共阐释"擎持主体间性的阐释立场,挽合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效果历史意识,超越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互文性阐释路径,共同铆定"公共阐释"为"判断力阐释"而非理性或科学阐释。"公共阐释"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贡献在于:它既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意义生成路径,从而为理性科学真理观之外的文本真理及其意义作了辩护;同时,也使解释学的理解视阈,扩展到当代数字文本领域,从而为人在数字领域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创造提供了可能。     

《论语》意义生成的可能性与特点

《论语》“去情境化”的记录方式、“断定性”的文风所形成文本空白，激发了阐释者的阅读想象和求证冲动，为意义生成埋下伏笔。诠释者独特的理论视野为阐释提供了主导动力，从而发掘出文本的潜在意义，拓展了《论语》的意义疆界。语言的历史性则促生了以注疏为主的阐释体例，《论语》阐释因此表现出非系统性和诗化等特征。     

日本的社会教育与历史认识述论

历史认识问题 ,既是当前困扰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问题 ,也是关系到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及其社会发展、民族前途的长远问题。然而 ,当前日本的社会教育中 ,各种形式的“战争记忆”到处存在着 ,让人们记忆着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耀武扬威的“战争雄风” ,而对这场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却无应有的“深刻反省”。本文以笔者滞日的实地考察和收集的资料为基础 ,阐释历史认识的重要性及其症结所在 ;同时 ,列举实例来说明可从文化认识中寻求更多的历史共识 ;只有对历史有共识 ,才能共同创造未来 ,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对王韬太平天国战争小说的再认识

战争小说在王韬的小说创作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中绝大多数取材于太平天国战争。学界普遍认为王韬的太平天国战争小说充满了对太平军的“污蔑”,毫无可取之处。笔者认为从小说文本看,王韬对太平军的态度只能算是“攻击”,称不上“污蔑”。王韬的太平天国战争小说除表现了对太平军的“攻击”外,还表现了对官军的谴责及反映弱小者在战争中的悲惨命运。王韬太平天国战争小说的复杂内容体现了他政治思想的矛盾：既想改革又害怕革命。王韬政治思想的矛盾钵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的普遍困境。     

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海登·怀特历史叙事的审美观照

海登·怀特的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是在弗莱故事原型理论、克罗齐表现主义美学与尼采审美思想影响下提出的。海登·怀特的四种故事情节化解释模式分别突出了喜剧妥协论、悲剧的“融合”趋势、浪漫剧的“救赎”主题和讽刺剧的“反救赎”主题,阐释了历史文本中的快乐体验、忧郁体验、悲壮体验和挫败体验。他将这一理论用于研究十九世纪欧洲经典史学著作,是对经典历史文本的审美阐释、对历史“瞬间美”的挖掘和对改造历史的审美尝试,彰显了现代审美意识,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

中国古典诗歌解释传统源远流长,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不同的阐释观念和方法,与诗歌批评交相呼应,反过来对诗人的创作取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诗歌阐释策略的选择,与其对应的文本类型、或阐释者判定的文本类型密切相关,二者互相制约。换言之,诗歌文本类型与阐释策略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下面来看看四组两两对立的文本类型与其相对应的阐释策略。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伦理空间的想象性建构——以《金阁寺》的叙事伦理研究为例

《金阁寺》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由传统的重视“伦理性、思想性”回归“文学性、艺术性”的典型文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受到很大重视.这导致了《金阁寺》内蕴的伦理价值远未得到充分阐释,而处于“文学性”的遮蔽中.文章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对“金阁”作为伦理上的“绝对他者”重新解读,呈现文本所蕴含的伦理空间.     

文本释义中的意向性问题:以古典诗歌为例

诗歌文本在编码的过程中糅合了作者意图,但作者力图破除意图定点,产生无限衍义,而文本释义过程中则要求尽量靠近文本的意向性,由此形成一对矛盾。为了在释义中无限接近文本意向,中国古典诗学阐释者们一般尽力恢复历史语境与场合语境,并充分采集各种诗学元语言,让释义者心理语境与文本意图语境水乳交融,达到文本释义中主客观相结合的目的。     

试论春秋公羊学派对历史文本的认识

春秋公羊学派在诠释历史文本《春秋》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对于经典文本《春秋》,他们一方面十分重视,认为《春秋》是圣人所作,“《春秋》慎辞”;另一方面,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他们又努力摆脱历史文本的限制,提出“实与而文不与”、“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春秋》无达辞”等诠释命题,试图超越历史文本,建构历史哲学。     

“五四”精神:文化启蒙,还是个人自由?

本文试图从评述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入手, 探讨何谓“五四”精神。文中辨析了文化启蒙和个人自由在“五四”再造文明的观念中各自所处的历史地位, 并据此提出了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对“五四”精神的阐释, 即“五四”精神是一种对反抗权威的勇气和永不妥协的精神的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