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权力话语的建构——论21世纪西方气候小说的中国形象

在21世纪,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气候变化小说则是这一场域的重要载体。西方作家通过三种策略,建构了西方主导的、关于中国的人类世权力话语,即把气候变化全球问题“中国化”、气候变化“中国问题”政治化以及将中国历史文化符号化。这三种策略形成一种连环结构,将中国形象定格在西方话语谱系之中。对21世纪以来西方气候小说中的中国元素进行系统研究,揭示其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套中套”,深刻把握西方塑造中国形象的内在机制和本质意图,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形象,而且可以反思人类世问题,探索走出人类世困境的正确路径。     

从“他”VS“她”到“他”And“她”——电影《她》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她》既展示了当代社会中男性追求科技发展的强烈欲望,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科技的过分依赖,也呈现了男女之间的关系由对立、压迫到融洽、和谐的发展过程。在男权统治下,自然及女性都受到了压迫。但在被破坏的生态中,男性自身也遭受着痛苦。为了拯救生态,人类必须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且还要付出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权力·话语·女性——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菲尼斯小说”解读

《菲尼斯·芬恩》是特罗洛普的代表作"帕里赛小说系列"的第二部,它与小说系列的第四部《菲尼斯归来》合称为"菲尼斯小说"。特罗洛普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带有政治色彩且具男性化特色的"双性同体"的女性形象劳拉太太。作者从性别视角切入,并以福柯的话语权力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劳拉由反抗——妥协——反抗三个阶段的分析,阐述了父权制社会的话语权力在她身上如何得以运作和实施,同时还可以看到在权力网络中被压抑的女性如何做出回应。这一人物的塑造不仅透出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蕴含着特罗洛普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深沉理性思考。     

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事件”和“事件性”阐释

“事件”是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术语,他认为复调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所谓“事件”的展现中。事件不仅发生在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关系中,主人公与作者、主人公与读者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也构成一种“事件性”。     

“妖妇”与“天使”——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飞越疯人院》

在《飞越疯人院》这部小说中,作者肯.凯西塑造和刻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一类是以＂大护士＂、哈丁的妻子、比利的母亲等为代表的强势＂妖妇＂,另一类是＂大护士＂的助手小护士、麦克默菲的女性朋友等温顺＂天使＂。小说中女性形象并置,通过赋予强势＂妖妇＂话语权和行动权,通过剥夺温顺＂天使＂的话语权,肯.凯西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     

权力＆#183;话语＆#183;女性--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菲尼斯小说”解读

《菲尼斯＆#183;芬恩》是特罗洛普的代表作“帕里赛小说系列”的第二部,它与小说系列的第四部《菲尼斯归来》合称为“菲尼斯小说”。特罗洛普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带有政治色彩且具男性化特色的“双性同体”的女性形象劳拉太太。作者从性别视角切入,并以福柯的话语权力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劳拉由反抗---妥协---反抗三个阶段的分析,阐述了父权制社会的话语权力在她身上如何得以运作和实施,同时还可以看到在权力网络中被压抑的女性如何做出回应。这一人物的塑造不仅透出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蕴含着特罗洛普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深沉理性思考。     

论“交叉性”思维策略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的运用——从苏珊·兰瑟“交叉性”女性主义叙事学谈起

自2010年苏珊·兰瑟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发展到“交叉路口”,10年间“交叉性”逐步发展成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焦点概念。考梳“交叉性”理论词源及发展现状,可以看出“交叉性”理论虽然在21世纪近20年来极具生命力,但是尚未成为概念明晰、认知统一、方法明确的研究范式。结合“交叉性”术语与女性主义叙事学建立关系的过程,则应看到苏珊·兰瑟以“交叉性”作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前行方向和研究范式仍有辨析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以“交叉性”作为一种批评思维策略,从研究目的看,女性主义批评性别批判倾向与“交叉性”社会结构批判特性具有同质性,从实践过程看,女性主义批评以借鉴、融合的方式形成自身理论的方法逻辑也正符合“交叉性”复合型特点。也就是说,坚持性别意识形态立场前提下,“交叉性”始终都是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和实践的核心思维策略。     

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

文学作品的内容、意义以及作家对待人物、世界的看法、态度、发现等往往流溢、呈示在作品形式结构上。莫言作品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复调”与“对话”如同一种肉体的肌理普遍分布在他的作品中,同时在整体上,他的作品常常采取了“对话”的结构方式。这是莫言作品蕴藏的生命主体精神在作品形态上的一种“全息”式表征。     

“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新写实小说

文学的“日常生活”因素及其凸显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结果,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具有选择性、指向性和策略性.新写实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再生产性”、功利性和实用主义的推崇,对日常满足的平庸化、一般化叙事,确立了日常生活在新写实小说中的本体性地位.新写实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包括“日常生活”的现代性诉求、大众文化属性和“日常生活”的多元性,既要从下而上地参与不断变动的日常实践,也要从上而下地以理论建构“日常生活”的多维空间.     

“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文化记忆和幽灵书写

作为历史编撰元小说的一个次文类,"新维多利亚小说"从主题上和形式上对维多利亚文学进行戏仿,问题化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文化景观进行了再现和重构。以A.S.拜厄特和萨拉·沃特斯为首的当代英国女作家所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突出了对女性生存体验的挖掘和描绘,构筑和承载了维多利亚文化记忆。在对文化记忆的构筑过程中,"新维多利亚小说"采取了后现代戏仿的手法,为文化记忆增添了新的维度。"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叙事同时也是"幽灵书写",成为建构文化记忆的要素。     

新时期以来江苏获奖小说研究——以获得“鲁奖”“茅奖”作品为考察对象

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创作取得丰硕成果,收获多个奖项。短篇小说获奖的连续性、长篇小说获奖的异军突起,以及作家队伍的老中青结合、区域小说获奖的均衡格局,是江苏小说获奖的主要特点。江苏获奖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在农村乡土、农民工与城镇底层生活以及文化历史等方面,具有平常性、现实性、深刻性和正向性等特点。获奖小说艺术表现丰富多样,娴熟的现实主义手法、精致的细节描写、严谨的小说结构以及个性、诗性与智性语言,构建了新时期以来江苏小说整体的审美风貌。未来江苏小说创作应更加注重小说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新变、独特形象的塑造、地方文化的融入,以推进江苏文学创作和江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批评家的“现世性”——解读赛义德

赛义德,已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世界闻名的文学、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有着复杂而矛盾的特殊身份,其批评议题广泛,其中批评家的“现世性”强调批评家工作的定位以及批评家的作用,其特殊身份对该议题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将在分析其身份的基础上解读其批评家的“现世性”这一议题。     

《型世言》的女性观——与“三言”、“二拍”比较

《型世言》回避女性正常的爱情与情欲要求,宣扬残忍的节孝观,极端贬抑女性才情,走到了人性的反面。与同时期略早出现的“三言”、“二拍”相比,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型世言》呈现出倒退趋势。究其原因,这与编撰者的生活环境与境遇有密切关系。     

此时无声胜有声——解读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沉寂”艺术

＂沉寂＂是文学创作中中西合璧的＂另类语言＂艺术,＂未言部分＂的内涵丰富而又深邃,体现了艺术家无以言表的复杂多变的心理意识,同时也扩展了语言表达的艺术技巧,增强了艺术作品的表现张力。在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中,空白无语意味深长,沉寂无声威力巨大。本文尝试从不同的审美视角进行解读,深入发掘他作品中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新维多利亚小说”:越界、跨界和弥合

笔者对近年来"新维多利亚小说"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进行综述,指出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路径。从"新维多利亚小说"与建构历史和民族身份关系的视角,笔者指出"新维多利亚小说"通过"后现代叙事策略"和"现实主义表征"之间的"越界、跨界和弥合",以及通过叙述视角和素材的"越界、跨界和弥合",扬弃了传统认识论的先验结构,再现和重构了一种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在本体论意义上完全不同的历史和真实,籍此参与重构英国民族身份和民族共同体形象。"新维多利亚小说"这种跨越边界的努力既凸显了不同文化和不同族群的差异,又显示了弥合差异、求同存异的可能性和期许。同时,"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跨界元素和混杂气质取代了因袭的同质化和单一身份诉求,也使得当代英国民族身份"多元化和世界主义的"新形象日益清晰起来。     

生态危机与“人类纪”的文化解读——影像、诗歌和生命不可承受之物

人类纪的概念不仅是某种宏大叙事,它还为我们带来了借自然和人文考古的方法来阅读全球生态危机的机会,以审视地质断层的眼光来读解人类社会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以及其中权利和慢暴力的运作。大洋中的塑料涡流、中途岛上的信天翁、非法回收业的劳动者、滇池之死的悼念者和忍受着身体疼痛的女工——他(她、它)们之间深刻而矛盾的互相关联只有作为生命和文明的残留物出现在人类纪的地质断层上时才会充分显现。本文所讨论的当代诗歌和摄影作品就构成了这样的图景。作为生命的残留物,他(她、它)们的这种矛盾的关联解说着今天,呼唤着选择和改变。     

“可见”的婚制变革与“不可见”的女性解放——“五四”女作家婚恋小说再解读

冯沅君、庐隐、苏雪林等等五四女作家的婚恋小说常常被认为是五四爱情神话的范本。学界大都放大了它们与五四的紧密关系,而忽略了对文本中女性自身内在经验的细读,从而将文本所表现自由恋爱解读为女性解放,然后再把女性解放拔高成个性解放。学界做出如此演绎的依据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婚制的变革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婚制的变革不仅没有使新女性因此而欢欣鼓舞,相反却使她们全部都陷入了精神苦闷。新女性们以血泪般的亲身经历意识到了这种以自由恋爱为核心的新知识的冷酷以及男权社会启蒙话语的自我性质。五四女作家以她们特殊历史位置和敏感天赋展示了新女性在可见的婚制变革与不可见的女性解放之间的尴尬处境。     

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汪曾祺小说中的“异人”形象

汪曾祺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异人”形象,他们有着高超的劳动技术,且保持着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颇有古风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本文试图举例揭示“异人”形象的内涵,并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     

“反对阐释”视野下“新小说”中的形式主义——以罗伯-格里耶为中心

法国新小说理论强调一种特殊的形式主义,其反对文本外部的阐释,拒绝完整故事与人物形象,主张回归作品本身,诉诸读者直观感性体验的审美效果,这是对欧洲传统小说叙事的颠覆与消解。以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理论比照反观新小说理论中所彰显的独特形式主义及其现实诉求,不仅可以重新加深我们对罗伯-格里耶新小说理论的美学意蕴的体认,还可以有助于我们在现代情境下辩证地理解内容与形式的内在关系。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