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对华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

政府开发援助或称官方发展援助 (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 :ODA)是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一国对外政策行为。本文对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 (ODA)的历史沿革、发展变化、决策过程、政策调整、战略意图、实施现状、未来走向和理论框架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学理性分析和历史性考察。并认为 ,这一研究具有认识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 ,分析日本政治外交和战略走向的现实意义 ,也具有追踪考察中日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意义。     

后日元贷款时代日本对华ODA的特征、影响及走势

自日本政府决定在2007财年终止对华日元贷款项目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则以无偿资金援助与技术合作的形式为主,援助对象以促进环保、人员相互交流等"软件"领域为重点,尽管援助规模大为缩减,但在改善中国基层福利设施、提高中国环境保护能力及促进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等方面仍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尽管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再度引发了日本国内对继续援华的质疑之声,但对华ODA仍将延续一段时期,并继续为改善中日关系贡献力量。     

亚投行技术援助机制的构建探究

多边开发银行在建立之初,都在《协定》中明确规定了技术援助为银行重要"职能"之一,而《亚投行协定》将技术援助作为亚投行开展业务遵循的"原则"之一。将技术援助职能"原则化"这一实质性变化,意味着亚投行技术援助对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援助理念和"条件性"援助的突破,也是对技术援助"有效性"的重大改善。为此,针对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存在的"援助困境"和技术援助缺乏有效性两大问题,基于对《亚投行协定》技术援助条款的解读,为构建和完善亚投行技术援助机制提出技术援助自主性、有效性、便利化三原则和具体建议,使其援助项目具有可持续性从而助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与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面临日益增长的对外经济援助需求与严重国际收支失衡所造成的两难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肯尼迪政府提出了援助负担分担政策,并推动形成了国际援助体系。美国的这些举措对日本外援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美国迫切需要并采取切实措施敦促日本分担其在东亚的援助负担,使得日本的对外援助一开始就向东南亚倾向;另一方面,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援助体系形成之后,作为开发援助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日本的对外援助在援助数量和质量方面都需满足相应的要求。     

试析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对外援助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迫于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压力,需要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下滑,国际收支平衡危机频仍,面对国内尤其是国会的反对,无法获得太多的援助拨款。针对这一状况,肯尼迪政府调整其对外援助政策:一方面将援助类型从以军事援助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援助为主,确立了经济援助,特别是发展援助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提出援助负担分担政策,要求西欧及日本等盟国分担援助负担。这些调整使得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开始走向制度化,并为以后美国政府以及国际援助体系的对外援助政策确立了基本框架和行动指南。     

论美国对韩国开发援助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有效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美国实施了以军事目标为核心的对韩国援助政策。尽管此后美国对韩军援助数额不断上升,但韩国经济状况却不断恶化,对关依赖越来越严重,美韩关系也因此出现危机。在美苏冷战的“新一轮争夺”、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开发主义理论盛行的背景下,国务院不断对现有政策进行评估和修正,1961年1月对韩开发援助政策形成。肯尼迪上台后,开发援助政策实施,它成为韩国经济走向起飞之路的巨大推动力。     

日本外援重点转向的原因探析

自 2 0 0 0年以来 ,日本在大幅削减对华政府援助的同时 ,逐步将外援重点由中国转向印度。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对外政策调整导致外援方针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大的影响 ,但将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中国应对其中传递出的信息保持警觉     

日本的国际组织人才战略

日本在国力增长期间开始着手加强国际组织人才派遣的机制与体系构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国力减弱及其导致的国际地位下降,日本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与实施方式,更加重视利用多样化外交手段开展多边外交,并从制度、资金等多方面强化国际组织外交。在通过实施政府开发援助加强国际组织外交的同时,日本采取增加向国际组织派遣青年专业职员(JPO),提供政策、资金支持等方式构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派遣体系。在重视增加派遣人员数量的同时,日本近年非常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层次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日本加大吸引国际组织入驻的力度,在气候变化、环保、脱贫等领域较为有效地提升了其在国际组织的外交能力与议题设置能力。日本采取的国际组织人才战略有利于提升其外交软实力、加强国际话语权。现今,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不断融入全球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中,中日两国间的竞争与互补关系并存。理解日本的国际组织人才战略及其人才培养与派遣机制,不仅可以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区域合作提供参考,也有助于构筑战略性双边及多边关系。     

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政策演变及战略分析

该文围绕战后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的演变,着重分析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战略考虑及其实施效果。作为世界上的援助大国,日本的对外援助自始至终都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日本对外发展援助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对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外交利益的追求一直是日本对外援助的目标。     

“发展援助危害论”及其评析

国际社会对发展援助的作用和效果一直存在争论,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战后巨额发展援助并未能帮助受援国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却给受援国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以彼得·鲍尔、丹比萨·莫约、安格斯·迪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发展援助失败论"和"发展援助危害论"的观点,认为发展援助损害受援方政府治理能力、滋生并助长受援方政府腐败问题、抑制受援方吸引投资进而减缓经济增长,并建议国际社会应该以渐进但坚决的方式取消发展援助,改之以发展国际贸易、加大直接投资、利用国际资本等途径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上述观点揭示了发展援助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的部分原因,并阐释了发展援助对受援国的负面影响,但在发展援助短期内无法全面停止的现实情况下,创新援助方式、改善援助效果、提升援助效率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迫切议题。     

新世纪的日本ODA政策——兼评日本对华ODA政策

新《ODA大纲》的出台 ,标志着日本在新世纪对ODA政策的调整宣告完成。这次调整表现在大纲明确提出ODA目的就是国家利益、ODA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等。在某种意义上 ,这次ODA政策调整反映了日本在新世纪的战略调整及外交方向。与此同时 ,日本在新世纪前后也调整了对华ODA政策     

冷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国家 ODA 政策的思想实质--以日本3个代表性的东南亚外交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带有赔偿性质的经济援助反映出日本缺乏对受害国真诚的悔意，体现日本政府的反人道主义实质。六七十年代，日本利用 ODA 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经济外交，用狭隘民族主义帮助其实现经济大国梦。七八十年代，日本利用 ODA 积极参与调解柬埔寨问题的政治外交，用和平主义伪装掩饰其追逐政治大国的野心。ODA 越来越成为日本掩盖其外交政策真正意图的战略工具。     

日本拟停止对华经济援助的思考

日本对华ODA始于1979年大平正芳任首相的时期。20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中国大的援助国,日本对华ODA,特别是其中的日元贷款,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自2000年以来,日本大幅度削减对华援助,同时,外援重点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其中的原因以及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

“以德报怨”政策作为战后国民党政权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胜利演说。国民党政权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是非常宽大的,其希望拉拢日本的想法是明显的。战后初期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美苏支持的有限性迫使国民党政权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该政策亦使得国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初期取得日本军队的支持,顺利地实现对于日占区的接收工作。该政策的实施虽未能阻止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开展对日关系积累了庞大的资源。     

再议日本谋求“正常国家”

冷战结束后,日本借助国际、国内环境的重大变化谋求建设“正常国家”。文章认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不可避免,同时因经济颓势的影响、政治上过分倚重美国、缺乏承担国际责任的正常气度以及与邻国关系不睦,使得日本在走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理性分析与日本谋求“正常国家”相关联的其他问题,以保障我们在对日外交中能够始终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     

ODA与中日关系

尽管上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间发生的一些不快及其引起的对立情感还在逡巡不去,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双方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迈出了积极的步伐,但也还存在某些问题.本文从中日关系中一个特殊因素--日本对华的海外发展援助(ODA)的角度研究中日关系问题,试图寻找两国长期合作的理论基础.     

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及其克服路径———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

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这是因为影响两国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迄今尚未克服,诸如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日本国民尚未全部走向觉醒、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对此我们宜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快中日民族心理和解进程: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宣传基调,努力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通过密切和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既需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也要避免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应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为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日本对台政策策略研究——以“吉田书简”为中心

吉田茂作为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对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体制的确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旧金山媾和会议时,吉田茂以＂吉田书简＂的形式选择了＂台湾政权＂作为媾和主体,这确立了战后初期日本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而在此后签订的《日台条约》进一步确立了日本对台的政策体系。日本对＂台湾政权＂的媾和被认为是吉田茂推行等距离外交的一种策略,实行的是一种限定承认与有限媾和,是推行＂一中一台＂的外交策略,同时也为同大陆改善关系留出了余地。     

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形成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它不断地推动着日本的政策走向右倾.究其产生的原因不外乎四点独特的日本文化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长期的泡沫经济、日趋右倾的政党政治、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其形成的现实原因.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抑制其泛滥,警防日本偏离"和平与发展"的航向,向前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