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

《永久和平论》是康德重要的政治哲学文本,早就有人指出,这一文本完全包括了康德法权哲学的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文本的谋篇布局和主要内容的探讨,揭示康德所赋予的"永久和平"理念的真正内涵和重要意义。     

道德、政治与历史: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及其内在困难

《永久和平论》被视为康德政治哲学中极具独创性的部分，但自它诞生起就遭遇了无数的争议。20世纪以降，以施米特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者对它的评价趋向两极化。在施米特看来，永久和平缺乏人性的基础，只会让人类堕落;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设计的国家联盟理念，对于今天的欧盟和联合国都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施米特还是哈贝马斯，对《永久和平论》的评价虽然各有道理，但最终都流于片面，忽略了这一理论在康德思想中的复杂性。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永久和平论》置入康德的人性论、宗教理论和历史哲学之中考察，通过还原康德对永久和平的系统思考，力图给出一个既不悖于施米特与哈贝马斯，又与他们有所不同的回答。     

人类向往永久和平──记第八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

人类向往永久和平──记第八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张世英“康德为理性所诱，相信善可以胜恶，人类有可能建立永久和平。世界在２０世纪似乎也为类似的诱力所压倒，出现了希望实现康德永久和平计划的各种征兆”（大意，下同）。─—这是第八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在主题发言人阿...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论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及其意义

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是贯穿整个康德哲学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判断和衡量人类的道德进步和现世幸福的最高尺度。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永久和平"这一思想的理论内涵,并肯定了这一思想的积极意义。     

康德历史-政治哲学的纲领性表达--解读《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

康德的理想主义情怀在他第一篇历史哲学论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基于自然目的论原理 ,在理性精神的审察下 ,他把人类的目光引向那普遍法治———永久和平———的未来。这是康德深思熟虑的结果 ,论文也因而成为其继续探讨历史—政治哲学问题的纲领性表达。     

先验哲学视域下的现代政治设计——康德法权思想研究述评

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对传统自然法和契约论进行批判性的改造,探寻政治合法性的根据并提出了＂法治国家＂和＂永久和平＂的理念。通过对已有关于康德法权思想的理解路径、具体内容以及意义和局限的分析,探究康德所提出的＂现代政治设计＂模式的价值与问题,即在他自身不可避免的二元形式主义倾向中论证作为理念的国家的正义之所在;建构起来的政治系统应该对每一理性个体的外在自由实行平等的约束和保护、促进其发展和繁荣。     

永久和平观念中的契约精神

主要从社会契约论角度来理解康德的永久和平这一伟大的哲学观念。永久和平远非现实的状态,它需要我们努力地把它＂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需要处理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以及人与世界的契约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原始契约。在康德看来,原始契约是一个纯粹实践理性概念,现实契约的缔结是奠基在这样一个实践理性赋予每个人的道德义务之上的。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永久和平观念缺乏经验的依据,其现实保障来自于＂大自然的机制＂。     

永久和平指引下的德国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德国,在这个哲学氛围浓厚的国度,生活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哲人的思想印记.其中,著名的启蒙思想大师--伊曼纽尔·康德就是影响整个民族命运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永久和平思想从产生至今,通过德国人民以各种方式的演绎,以不同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文章将通过对康德永久和平的思想和德国历史实践的剖析,以体现康德思想对德国安全观念的作用,进而反映永久和平思想指引下的德国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康德和平思想的当代意义--哈贝马斯、罗尔斯对康德和平思想的改造

无论是哈贝马斯还是罗尔斯都秉承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探讨如何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大同,但又都试图根据200年来的人类历史经验对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表达的和平思想加以改造,虽然二人的路径不尽相同.罗尔斯是在人民层面上进行建构不同人民的和平共处,哈贝马斯则是更多的考虑制度层面的和平问题.罗尔斯认同康德国家主权的观念但其和平的联盟又非国家联盟而是人民联盟,他试图通过用人民替换国家,对国家主权做某种程度的限制.哈贝马斯则认同康德的世界公民权利观念但又超越国家从后民族国家的层面去实现世界和平.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试图将康德的消极和平改造成一种积极的和平.这样的改造也常使他们在对现实政治的阐释中陷于尴尬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