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五载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

王士禛是清初神韵派的领袖，被奉为“一代正宗”，扬　州五载是其辉煌艺术人生的起点。他“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结交遗民隐逸，举　行大型酬唱活动，创作了大量的含蓄深婉、富有言外之意的神韵诗，为诗学开辟了新境界，　受到钱谦益、吴伟业等诗坛大老的赏识援引。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在其一生中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     

诗坛巨擘 词林宿望——明代蒙阴诗人公鼐

诗坛巨擘词林宿望——明代蒙阴诗人公鼐李芳元一公鼐（１５５８—１６２６），字孝与，号周庭，谥文介，蒙阴（今山东蒙阴县）人，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位颇具影响的诗人。朱彝尊在《明诗综》中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公文介为巨擘焉。”王士礻真...     

论清初新城王氏与益都赵氏家族文学上的交叉影响

新城王氏家族与益都赵氏家族均为明清时期山东著名的青箱世家,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世系间的交叉影响。赵进美清真绝俗的诗风以及创新求变的诗论,影响了王士禛神韵诗风的形成。赵进美词作中以诗为词的雅化倾向,亦是王士禛所追求的。王士禛的诗论及创作又影响了赵执端与赵执信;赵执端其诗继承王士禛清空一脉;赵执信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诗论则是对诗坛神韵流弊的修正。这一文学现象在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研究中十分独特,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朱彝尊山水诗初探

清初顺康诗人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以追求“醇雅”为主要艺术特征。但其内容与风格却是不断嬗变的：抗清时期以山水寄寓民族兴亡之感，游幕时期借山水抒发个人情思，归田时期咏山水反映闲适心境；诗风早期学王孟之冲谈，中岁学杜甫之遒壮，晚年则兼学苏轼等宋诗。从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可窥探清初诗坛创作逐渐远离政治功利性与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轨迹     

一代冠冕：韩元吉的诗歌成就及其影响

久为学界所忽略的韩元吉,被南宋人视为“一代冠冕”,诗歌多寓山河家国之感,苍郁俊劲、清腴朗润,成就与“中兴四大家”相伯仲。其诗学渊源得叶梦得指授,复影响陆游等中兴诗人,诗风蕲向“腴润”,对南宋诗坛“唐音”之复归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厥功甚伟。     

王士禃、赵执信交恶真相考

王士禃是清初诗坛领袖,其诗歌刨作和诗学理论影响巨大,被奉为康熙诗坛的"一代正宗".赵执信是王士禃甥婿,他著<谈龙录>攻讦王士旗,遂使"王、赵之争"演为清代诗学一大公案.前人对"王、赵交恶"多有探讨,但歧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据新发现的<赵执信与王渔洋信札>,可以考知"王、赵交恶"真相,结合这封信读<谈龙录>,能够使人更准确地理解赵执信的诗学主张.     

王维、孟浩然山水诗的同中异趣

王维、孟浩然的诗是唐代诗坛上盛开的一枝奇葩。由于他们意趣相同,又都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故以山水田园为题材,写出了许多讴歌大自然的优美诗篇,形成当时诗坛上引人关注的山水田园诗派。历代诗评家往往把他们的诗风归为“清淡”一格,并对王、孟赞赏备至。与王、孟同时代的诗选     

宋诗学杜新论

文学史家一般认为,北宋初期,诗坛主要受中,晚唐诗风影响,杜诗尚不被重视。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 国初之时,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 方回对宋初诗坛状况的分析则更为明晰: 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划五代旧习, 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     

论王士禛的诗歌创作

在清代诗坛上,王士禛被誉为“一代正宗”(《随园诗话》)。宋荦在《蚕尾集序》中说:“予以谓先生在本朝卓然为一大家亡疑,如东坡、山谷之在宋,遗山、道园之在元。”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四说: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富,声威日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突过黄初,经其身无异辞。”《四库全书总目》卷173在评价王士禛的《精华录》时说:“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岭南三家与清初诗坛格局之新变

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是清初岭南诗家三杰。屈大均为该派魁首,其雄奇诗风是岭南三家诗风的代表。此前岭南诗坛一直不被全国诗界重视,岭南三家的崛起,终于促成了岭南与中原、江浙诗坛鼎足而三的格局。清初诗坛的分野,有其政治和文化的背景,深入探讨上述各种关系,对解析明清易代之际传统诗风的嬗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元代后期少数民族诗人在元诗史中的地位

一元诗以延枯诗坛为极盛，以虞（集）、杨（载）、范（棉）、揭（j奚斯）这“元四家”为代表的诗人，形成了元诗的全盛时代。延信诗坛确实能够体现元诗的特征与成就，代表了元诗的审美范式。清人顾嗣立说：“先生（指虞集）与浦城杨仲弘（载）、清江范德机（棉）、富州揭曼硕（促斯），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有元一代极盛。”（《元诗选·丁集·道园学古录》）这当然并非顾氏一人之见，而是他对延枯诗坛的客观评价。延相诗坛名家辈出，篇什众多。题材广泛，确乎展示了元诗之盛貌。但是，延枯诗风主要是以“雅正”观念为指导…     

《蜀道集》的神韵解读

作为清代康熙诗坛影响最大的诗人和诗论家,王士祯一生诗论与创作经历三变,尤其是中年诗风变冲淡清远为雄健豪放,引起诗坛广泛的批评争议,仁智各见。而《蜀道集》与其中年诗风密切相关,但众多批评者却未予以足够的关注,至今很少有人加以研究。本文首先着重解析《蜀道集》原典诗作与品鉴诗歌的“神韵”特征,然后以之为据认为《蜀道集》为代表的士祯中年诗风转变,不仅无违神韵精神,而且有新的发扬。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试论王绩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学实践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试论王绩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学实践张海沙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是由隋入唐的著名诗人。在初唐诗坛尚笼罩着梁陈余习、盛行绮靡与雕琢之风之时，王绩却明确地提出诗歌创作旨在“会意”的主张，并且形成自己平淡疏野的诗风，创造出悠远的意...     

刘禹锡咏史诗在大和初的影响--兼论中晚唐诗歌学人气渐显之趋向

大和元年左右，刘禹锡终于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贬谪生活，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固然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满足与欣慰，但政治热情已下降，而将其旺盛的生命力更多地转入到诗歌创作中。不同于韩孟尚怪与元白尚俗，诗人以学者的识力与诗家的豪情在咏史怀古之作中开掘出新的诗境，再次登上诗坛最高点。这既是诗家才力使然，又是长庆之后诗风转变的反映。在贞元、元和相对稳定的三、四十年里，进士科出身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有了全面发展与提升，学者型官员增多，士人崇尚才情的价值观念不断融入史学成分，尚学重识在士人的评价体系中越发突出，史学在士人知识结构中分量加重。刘禹锡咏史让白居易折服，并以此类作品转变仕途命运，即与这一学术背景关系甚大。具体解析刘禹锡《西塞山》、《金陵五题》这类作品发表与被接受的过程，可说明刘禹锡重返诗坛中心的原因以及中晚唐诗风之变的具体过程。     

试论李白对李颀诗风的影响

在盛唐诗坛,李白、李颀两位诗人有较多相似处:两人都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且都炼丹服食;二人皆倾财任侠,不事产业.开元时期,李白、李颀都与宰相之子、玄宗之婿张珀有着不同寻常的交谊.天宝初,李白以天纵之才把雄奇奔放的诗风带进京城诗坛,而此时恰是李颀诗风发生质变时期,且其转变后的诗风豪放跌宕,尤其是人物素描诗中对狂诞个性的张扬,最接近李白的作品.可以说:李颀诗风的转变,当较多的受到李白影响.     

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与清初诗坛其他“宗唐”者专意于某一诗人或某一诗风不同，赵执信宗法唐之诗歌精神。在“宗唐”旗帜下，他力图包容诸端、“兼擅并美”。考察赵执信的诗歌创作，与其诗学思想大致相符，即多种风格均擅，阳刚之美虽为主流，但并不偏废其余风格     

论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嬗变

南宋诗坛“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变迁可从三个层面谈起：首先,江西诗派“以禅喻诗”,注重从“渐修”到“顿悟”,目的在于追求流转圆美的诗歌境界,以此纠正江西诗派后学的模拟之弊;其次,主张走出江西诗风限制的诗人,则主张以“顿悟”为先,其中以严羽最为代表,目的在于回归“吟咏情性”的复古诗风。其三,南宋晚期,诗坛甚至出现了对“以禅喻诗”的反驳,认为诗与禅应回归“本位”,二者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演变旁证了南宋诗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斫雕为朴及隋代南北诗风的融合

斫雕为朴及隋代南北诗风的融合王步高隋代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却二世而斩，历时仅３７年。因此，隋代有影响的诗人不多，作品总量也少。文学史家往往将之视为南北朝之延伸而一语带过。其实，这恰恰忽略了大一统政局对诗坛的影响，忽略了南北诗风的融...     

“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

“宗唐得古”,即诗歌的“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有元一代诗人创作、诗家论诗的一条法则,它一方面完成了救治金末、宋末诗坛积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元代诗坛的相对繁荣。“宗唐得古”诗论的提出始于戴表元,本文谨从他的“性情说”、对清新疏朗诗风的倡导、穷而后工的创作要求等分析其“宗唐得古”的诗歌理论及其对元代诗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