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浙东学派

章学诚在乾嘉考据学盛行之际提出“浙东学术”,对僵化琐碎的考据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浙东之学的经世传统,提炼深化其中最富于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元素,以经史合一、持世救偏、破除门户之见为浙东学术精髓,开创了以经史研究为特点的浙东学派的新格局。     

乾嘉考据学与清代《庄子》考证

乾嘉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代表,重视文本考证研究。清代庄学在学风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上都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出现了一股考证风潮。清代学者主要从辑佚、校勘、训诂、音韵、辨伪等方面对《庄子》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受乾嘉考据学自身属性和清代社会发展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清代的《庄子》考证稍后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二者的进程表现出不同步的现象。     

乾嘉学术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黄金时代

乾嘉学术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黄金时代闵定庆对于以考据学为主流的清代乾嘉学术，可谓众说纷纭。从对乾嘉学术内容和方法的客观分析可以看出，整理、研究、保存古典文献作为学术研究机体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将它代替学术研究的全部或贬低其重要性的作法，都不合乎...     

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

明中叶学术界兴起的考证之学,迤逦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而蔚为大国。这期间经历两个阶段:(1)从求博到求真。明代考证学以博奥夸耀于世,实事求是之意不足,而哗众取宠之心有余。入清以后,学者鄙弃明人治学的浮嚣之气,考证之学转向求真。(2)从求古到求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稍早于皖派,其学标榜“求古”,唯汉是从。皖派不以为然,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清代学术的思想理论性不如宋明之理学,但亦自有其特色。本文重点分析了戴震“以情情”的思想意义,以及“由词通其道”的治学方法,同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方法论作了分析与检讨。     

乾隆朝制科、科举与乾嘉经史考据学的兴起

乾隆元年、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分别下诏举行博学鸿词与保举经学，选拔经明行修之士。在科举改革和殿试策论中，乾隆帝亦不遗余力地提倡经史实学。其原因在于乾隆帝不仅认为经史之学有助于端士风、正民风，良关世道人心，且认为经术事关治术，通经明史可以致用，此外还可以借此展现自己的稽古右文之治。乾隆朝一系列的抡才举措使得一大批考据学者脱颖而出，此在乾隆十七年、十九年科举中体现最为明显。这些学者或以师友、同年相互砥砺，或督学一方，表彰先贤，奖掖后学，使得乾嘉考据学蔚然成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乾隆朝的文教政策，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认识。以往将乾嘉考据学视作清廷“文字狱”下一种被动消极产物的认识，需要重新审视。     

论孙星衍的考据学思想及实践

孙星衍是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考据学者,文章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实践进行阐述和总结,这对于乾嘉考据学的研究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皖派”与清代学术（主持语）

清代考据学是继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之后,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文化加以整理和总结的集大成之学。“皖派”学术是乾嘉考据学的主体,也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与外延并非指安徽一地之人和一地之学,它是以江永和戴震为代表的汉学研究群体,以徽州为发祥地,逐步向江浙湖广及燕冀等地扩散延伸。随着弟子或私淑的与日俱增,及至《四库全书》开馆,皖派已蔚成规模,由乡野而登庙堂,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及近代以来的学术风气。这一特殊现象的出现,既符合儒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要求,也与明清徽州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多的是与朝廷文化政策同步契合的结果。     

陈垣及其文献整理方法研究

陈垣先生发凡起例,对文献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建基工作,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传统,通过考证实践,将清代学术中各种零散的考据手段,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系统总结、缜密论证形成专学。其所归纳的义例和原则,至今仍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发挥着典范作用。     

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文章在对20世纪以来学界探讨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原因作总结回顾的同时,着重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四个问题概念的混乱造成论题的歧义和转移;由于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和分期缺乏明确的描述和界定,导致认知的时空错位和对其发展过程表述的矛盾;过于突出儒学发展的内部矛盾或"内在理路";从否断式论断到"堆马铃薯"式的结论.另外强调,因明清之"夷夏鼎革"而空前高涨的民族意识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起了关键和枢纽作用,而这一点却被长期忽略.     

从经学复兴到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

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这种学术史氛围,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从清初的经学复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派主盟学坛,清前期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的经学复兴期、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的经学沉潜发展期、从乾隆初年到四库馆设立时的考据学派正式主盟学坛期。乾嘉考据学派形成的原因历来有"文字狱高压说"、"康乾盛世说"、"内在理路说"等三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但三说各失偏颇。从社会环境和学术自身的演进规律综而论之,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大因素:自明朝后期出现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演进趋势使经学在理学的外壳下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学风致力于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圣人的济世良方,但演变到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经世的内涵,对经典的研究本身成为目的;朝廷大力表彰的"理学"在心性思辨领域已经缺少可拓展的空间,因而理学在"尊德性"之外的另一面,即"道问学"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就凸显出来。     

“辟异端”:清代学术演进的一个重要取径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在传统儒学面临异文化侵蚀的时代背景下,亲历亡国之痛的汉族士人视佛、老等“异端”为洪水猛兽,辟之唯恐不及;由“辟二氏”而厌倦理学的形上玄远之思,学风遂由弃虚而蹈实,经史实学于焉发轫.降及乾嘉,学人们以“通经明道”为治学之旨,藉由考证以剔除杂入儒学的“异端之障”,从而恢复原始儒学的“圣道之真”,庶几为其时学人共同的致思趋向.清代学术经此一番演绎和递嬗,考据学遂蔚为大国.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民国时期的考据学风与其兴盛之原因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的发达以清中叶为最.民国时期,考据学经过晚清的衰颓,一度振兴,几乎笼罩了整个国学领域,以至于文科教学与学者个人的治学方向都深受影响.民国考据学风的盛行,并非突兀而起,而是由内因外缘交织而成.从学术渊源来说,民国考据学无疑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与发展;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学术潮流的注重实证与国内科学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恰为民国考据学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机遇.     

陈垣与胡适国学研究之比较

陈垣和胡适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著名史家,俩人开始迈向学林的经历和研究方向不同。但对清代乾嘉考据学都感兴趣,认同考据学,视其为治史之必要工具,治学上均重视材料的搜集、考证整理,没有确证,不下断语。在“整理国故”运动的背景之下,对国故学研究也有相似的认识。俩人坦诚切磋,辅仁相交     

论王鸣盛的西学观及其时代性

清代考据学与西学的相遇，是近代学术饶有兴味的话题。王鸣盛作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都受到了西学的熏染和刺激。通过梳理和分析其《蛾术编》等相关资料，发现这位考据学家虽然顺从当时主流的“西学中源”说，却能以中学审视西学，以西学反思中学，在考经证史中会通中西，折中有见，反映出当时考据学者对待西学的一般态度及其时代局限性。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考据学特色论析

《元西域人华化考》被视为既继承了乾嘉考据学传统,又具有开新之处的新历史考据学名作。这部书综合运用逻辑推理、数量关系比较、多层次论证等考据方法,得出了元代西域人华化是一个普遍潮流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史料的采择上,《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既重视"正史"中史料的应用,又多方拓宽史料的采选范围,力求"竭泽而渔",做广泛的搜寻以说明问题,这种方式同样具有"范式"的意义。作为新历史考据学的典范,《元西域人华化考》体现了陈垣先生深沉的现实观照,即鲜明地表现在学术上的争胜和文化上的争先,这正是新历史考据学之"新"的一端。     

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本文评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经学思想 ,并说明清代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 ;继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 ;又继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 ,形成了汉学。皖派主张由训诂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提倡面向人事 ,面向实践。三者相继 ,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 ,即实学。前人统称乾嘉经学为汉学 ,或目之为考据学 ,都非笃论。     

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