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行救济制度及其重塑

执行救济制度包括程序上的执行救济与实体上的执行救济 ,我国在立法中缺少程序上执行救济措施的设计 ,对实体上执行救济措施的规定也不周全 ,仅有案外人执行异议的单一规定 ,无法达到执行“救济”的终极价值追求。因此 ,重塑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可以设想为 :(1)程序上、实体上的执行救济措施应完整地设计在执行救济制度中 ;(2 )程序上 ,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均可提出执行异议 ;(3 )债务人可以提出异议之诉 ;(4 )允许案外人委托代理人参加执行异议的有关活动 ;(5 )以诉讼方式取代裁定方式以解决因执行措施而导致一方受损的赔偿问题     

论债务人异议之诉

债务人异议之诉是民事诉讼法理论中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执行救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实务层面,债务人异议之诉也已经为众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所确立。尽管我国于2007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若干修改,但依然没有设立用以保护债务人实体权利的债务人异议之诉。本文从理论分析入手,结合国外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实务现状,进而阐述我国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求为我国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深入研究和实务构建提供些许思考。      

《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执行救济制度的变迁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使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趋于完善,增加了执行异议和变更执行法院的制度,明确规定了案外人异议的审查主体和期限.但在执行异议、案外人异议和异议之诉救济程序的安排上采用法定顺序主义,对异议之诉在前置条件和提出时间上过于苛刻,有违异议之诉的法理,未明确规定执行异议的提出时间和债务人异议之诉,等等.这些缺陷与"仓促的修订"有关,其克服还有赖于民诉法的全面修改.     

对新《民事诉讼法》案外人救济制度的思考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以维护案外人民事权益.以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案外人权利救济的程序保障是正确的选择,但是,综合考察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的全部内容,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进一步完善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应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完善执行异议之诉、取消案外人再审之诉、规制滥用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     

对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再思考——兼评新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和第二百零四条

民事执行救济是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执行机关的执行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时提供保护和补救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具有保护、监控、平衡、维护社会稳定的多项功能。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机关对执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来自程序上和实体上两个方面。因此,执行救济的方式也就有程序上和实体上的执行救济的不同。我国此次民事诉讼法对执行救济的修改仍未到位,还应在现有的执行救济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执行异议制度,为权利人提供更为全面的保护。     

第三人的诉权:参诉权、撤销权和异议权

为了达到均衡地保护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的目标,赋予第三人相应的诉权是必然的选择.赋予第三人不同程度的参诉权决定了第三人参加之诉的类型与结构,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不同角度决定了是否于事后赋予第三人撤销权和第三人行使撤销权的不同方式.在执行程序中对第三人的两种类型的异议权的不同搭配方式决定了第三人执行救济制度的类型.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意在遏制司法实践中频现的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加强对民事诉讼过程中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等制度为民事诉讼活动中权益受损的案外第三人提供了多元化的维权救济途径。但是,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规定较为简单,尤其是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不甚清晰。     

民事执行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探析

案外人异议之诉,作为一种以诉讼方式解决实体权利争议,维护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执行救济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新民事诉讼法及配套的执行程序司法解释出台后,案外人异议之诉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执行救济措施被固定下来,其异议前置、诉讼当事人、诉讼管辖、审理、裁判等诉讼要素雏形初现,使其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然而其异议事由、审理程序、判决模式及效力等问题尚不明晰,使得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的设计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可能影响到案外人异议之诉效用的发挥和功能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的具体程序设计进行深入的讨论,以进一步增强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的操作性和完备度。     

论执行程序中抵销的性质、价值及救济

作为债的重要清偿方式,执行抵销具有免除现实给付、简化清偿过程、担保债权公平受偿等重要价值.执行抵销制度的实施对提升执行效率、破解执行难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从设立执行抵销制度趣旨、其运行机制及与实体抵销法理的衔接来看,执行抵销具有非讼性质.根据执行抵销的非讼性质以及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价值功用要求,应构建债务人异议之诉来处理执行抵销中的实体争议问题,为被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程序保障.     

实体与程序之维的不动产买受人执行异议权

执行异议之诉有实体之诉和程序之诉两重内容,执行异议权为程序之诉的诉讼标的,其有实体和程序交织的三层结构.执行法司法解释构建起优先效力强大,但实体基础不明、要件判断泛化的不动产买受人执行异议权.实践中,其判断标准进一步泛化,现有限缩尝试杯水车薪.物权期待权、占有保护、事实物权作为其实体基础均为误区,其实体基础为债权.该债权的优先性基于买受人、申请执行人、社会公众三方的利益衡量,生存需求的买受人可以获得严格限缩的保护.又基于执行异议权判断的"三层要件",不动产买受人执行异议权应该在构成要件层面进行限缩.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确定性的毁灭——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开端试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起源".本文将首先说明黑格尔为什么要以"感性确定性"作为<现象学>的开端;其次,我们将阐明黑格尔本人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过程;最后,我们将指出黑格尔在此处用语言瓦解感性确定性时所犯的错误,并就此提出我们的见解.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都理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与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成都理工大学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引,着力打造校园文化标识,着力提升校园文化内涵,注重构建校园文化建设平台和文化建设机制,动员全体师生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通过建设,校园文化的软硬件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师生同台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为学校的发展、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和精神动力。     

中国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原因分析

利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分析我国国际旅游业的结果表明:自1992年以来,我国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距离因素、相互倾销、政府政策、旅游资源禀赋差异、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各阶层收入的扩大是我国旅游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原因。由于我国出境旅游的高速发展与各阶层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密切相关,对其进行适当调控有利于体现公平。     

论建筑物共有空间的利用权

随着住房商品化,住房产权出现了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不同所有权,在共有空间的使用中,邻里相争者屡见不鲜,但此处空间利用权的归属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对该问题从权利的来源、特性、界定等方面加以探讨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