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集体协商模式推动平台经济新业态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正>平台经济背景下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纠纷，可通过集体协商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达成合约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面对数字技术、信息算法的平台经济，灵活用工模式打破了用人单位原有的劳动管理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新型劳动关系问题、集体协商质量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水平如何提高还需进一步思考。为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工会和人社部门不断创新集体协商方式，发挥好劳动关系协商机制的作用，扩大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覆盖范围，积极促进构建新业态和谐劳动关系。     

平台经济下灵活就业者用工关系研究

平台经济中用工关系存在着较高的灵活性和较弱的从属性,既有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无法准确识别用工关系,使得平台经济下的许多灵活就业人员无法得到应有的权益保护。本文认为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需要从认定情形、从属性以及用工关系分类上进行调整,适应灵活就业的现实特征,向更多的从业者提供有效的权益保障,规范新经济形态的发展。     

大学生兼职劳动权益保护问题探讨

对于大学生兼职劳动权益,目前通行的做法是适用民法保护。但民法对大学生劳动权益的保护不仅力度不够,而且作用有限。事实上,大学生在企业兼职具有明显"从属性"特征,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我国应当扩大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将大学生在企业兼职作为特殊劳动关系予以调整,进行专门立法,切实保障兼职大学生的劳动权益。     

加快推动劳动保障事业新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期。在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高度，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准确把握劳动保障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着力实施惠民行动和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劳动关系协调和维护劳动者权益工作，努力推动我省劳动保障事业实现新发展，为构建和谐四川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应对新挑战增添新举措创造新业绩——达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今年以来．达州市劳动保障工作紧紧围绕“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大局，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新挑战．认真落实“五缓四降三补贴两协商”新措施．通过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保民生、扩大社保覆盖面和提高待遇扩内需、审慎处理劳动关系促稳定、健全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体系强服务。促进了劳动保障工作较快平稳发展．     

平台经济发展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影响

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就业、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和挑战。面对平台经济发展对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冲击,立法和政策层面应当谋定而后动,要加快制定《劳动基准法》,为各种形式下从事劳动交换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利用平台经济,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发展;创新工会工作方式。     

达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应对新挑战 增添新举措 创造新业绩

今年以来，达州市劳动保障工作紧紧围绕“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大局，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新挑战，认真落实“五缓四降三补贴两协商”新措施，通过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保民生、扩大社保覆盖面和提高待遇扩内需、审慎处理劳动关系促稳定、健全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体系强服务，促进了劳动保障工作较快平稳发展，取得了新的业绩。     

劳动保障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管理

就业、社保和劳动关系、劳资双方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政策信息。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重大改革事项的实施进程及其效果等动态信息，部门职能职责、就业社保经办服务流程等政务信息，构成了劳动保障政府信息的核心内容。这三个方面的信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安稳,既要遵循“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又要科学处理公开与防止失泄密的关系。     

以劳动关系协调员培养为例探析如何维护劳动保障权益

<正>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新型劳动关系不断涌现，劳动纠纷也出现新变化，如何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显得尤为迫切。同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颁布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以及灵活用工现象的出现，都对劳动关系管理工作质量和效率有了新要求。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劳动法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人力资源因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供给侧改革有助于平衡各方在劳动关系中的权责配置,与现行劳动立法具有契合性,为劳动法治建设提供了机遇。目前,劳动法领域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供给侧改革的障碍,存在对劳动法的认识偏差,劳动关系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不够协调,管制与自治失衡,集体劳动关系、劳动就业、社会保障领域的法治建设滞后。应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引导对劳动法的认知,对劳动合同的期限及劳动合同解除制度进行修订,协调劳动关系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完善调整集体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有关就业促进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立法,从而满足供给侧改革对劳动法的要求。     

老龄化背景下超龄就业者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超龄就业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日渐普遍的用工现象。但该群体是否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仍存争议,相关立法的缺失导致司法态度多元化,致使超龄就业者难以享受基本的劳动权益,超龄就业纠纷不断。基于超龄用工关系的法律本质,我国立法应正视超龄就业者劳动权利,为其建立特殊的社会保险制度,健全相关劳动保护制度,加强超龄就业的引导和管理,以解决老龄化背景下的超龄就业问题。     

人权保障导向下我国残疾人劳动权之法律路径进阶

残疾人劳动权是其满足自身生活需求、实现自身长远发展所必需的权利。随着我国劳动及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残疾人的劳动权亦得到了较大保护,但目前仍处于低水平、低质量的状况。在新时代我国人权法视野背景下,对残疾人劳动权予以保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基于人权保障视野,从残疾人劳动权的涵义界定及内容明晰出发,通过检视我国既有残疾人劳动权法律保障体系的不足,进而结合残疾人劳动权保障的历史成就及现实困境,对我国残疾人劳动权法律保障体系予以体系化重构,应该从立法层面明确反歧视原则及内容,逐步建构残疾人劳动安置比例制度,加快设立残疾人劳动解雇保护制度,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管理及使用机制。     

互联网环境下劳动关系的认定——基于区域比较的路径

在当今以网络为主导的社会中,我国相继出现了大量新兴行业领域。劳动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法律关系之一,受到了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冲击,导致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理论的动摇。为适应互联网用工的特点,我们必须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做出适应性变革。结合各个国家、地区的认定标准,认定互联网用工中劳动关系应根据不同单位特性以及不同类型工人的实际用工性质,在以核心判定标准即“从属性”为前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个案事实,以更加灵活的要求进行具体分析。我国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表现出“僵化”“指向混乱”“涵义不明”等显著缺陷,以一种非泛化的标准去把握互联网环境下劳动关系认定的实质内容,将是未来法律完善的关键导向。     

法视角下的"996类超长工时制"

"996"加班现象热议的背后透露出更为深刻的理论问题。这种超长工时制一方面不仅透支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还无益于用人单位效益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严重违反我国相关劳动法律规范,更是赤裸裸地违背良善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对整个社会可持续性劳动再生产能力的破坏和未来生产能力的无限制消耗,严重侵犯和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个人发展权利。而人权保障和和谐社会的要求决定了我们需要从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治理等多方面有效地保护劳动者权利,及时扼制各类违法、无序的加班行为。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是因为劳动幸福是全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     

澳大利亚劳动仲裁制度的历史演变与评价

作为澳大利亚传统的劳动关系处理模式,强制仲裁制度贯穿了澳大利亚20世纪大部分时间,该制度建立了政府对劳动关系的主导,对澳大利亚劳动关系的稳定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在劳动关系领域实施了深刻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强调市场基础上劳资双方的自主谈判和协商,强制仲裁制度出现重大转变,劳资冲突与对抗增加。工党政府扭转了劳动关系过分自由化的倾向,增加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重新实现了劳资双方的平衡。澳大利亚劳动仲裁制度的历史演变,对劳动关系的协调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工伤保险赔偿责任研究 ——以劳务派遣用工为切入点

劳务派遣作为一种灵活的用工形式,受到我国各类用人单位的青睐和广泛运用。2013年《劳动合同法》修订弥补了我国劳务派遣制度上的不足,但由于起步时间较晚,加上制度的复杂性,存在工伤赔偿制度的责任划分不清晰、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具体操作存在困难、异地劳务派遣工伤保险制度执行不明确等方面的问题。我国需要从确立《劳动合同法》中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具体责任分担制度、完善劳务派遣工伤待遇先行支付规定、明确异地保险制度相关规定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在劳务派遣用工中的适用,有效保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变化趋势及特征分析——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研究

通过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0—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从2010年的28.86上升至2016年的37.41,整体就业质量有所提升。从衡量就业质量的四个维度来看,2010年至2017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水平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周平均工作时间在波动中小幅下降,但仍高于《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上限;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率出现下降趋势,外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保障水平与城镇职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外出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率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通过进一步对不同地区(经济带)、不同雇佣身份、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外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行比较分析,本文从政府、企业、工会和农民工个体四个不同视角出发,提出提升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对策建议。     

中国工会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及其作用研究

中国工会作为体制内最大的社会组织,其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了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必然性。中国社会治理的任务目标与工会的社会职能相契合,使工会参与社会治理具有了可行性。中国工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四个角色: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党和国家政策的坚定维护者和推动者、社会组织的枢纽运行者和劳动关系的协调者。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不仅是社会组织,还是重要的政治组织,首先担负着对职工和关联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引领作用。新时代维护职工权益仍然是工会组织的首要任务。社会管理是一个社会协调、多元参与的过程,统筹、协调、联系、引导是工会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四大基础功能。     

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的试点困境与完善进路

灵活就业人员面临较大的工作风险,但目前我国实行的工伤保险制度难以为其提供保障。学界试图扩展劳动关系概念以包容灵活就业,但在学理与制度两个方面均遭遇阻力。以职业伤害保险保障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亦是进路之一,审视既有试点可知,职业伤害保险虽能覆盖工伤保险力所不及的劳动者群体,但也存在发展定位走偏、参保人数少、认定难度大、部门监管难等问题。应厘清职业伤害保险的发展定位,立足于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安全,从向全国推广职业伤害保险、加强宣传针对性、强制平台购买职业伤害保险、缩短缴费周期、完善伤害认定的举证责任配置以及完善筹资机制等六方面着手,完善职业伤害保险制度。     

从网约车运营模式论我国网约车从业者权益的保护

随着技术进步,新型的劳动用工模式引发了劳动关系界定上的难题,特别是在以灵活就业模式为典型代表的网约车领域。当下网约车行业主要有C2C和B2C两种模式,由于网约车行业劳动关系的认定存在难题,且这两种不同经营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产生了网约车从业者合法利益保障不足的难题。对此,基于当下网约车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以及法律规制现状,可以从经济从属性与现行管理体制两方面出发,对当下网约车行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解决,从而更好地保护网约车从业人员的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