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汉代文论研究--《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评介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系统研究,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已有百年历史,研究队伍可谓庞大,研究著作可谓层出不穷,但同时也不断彰显出其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的核心问题就是古代文论研究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学者们大都以西方学术界所界定的纯文学范畴作为参照,致力于从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材料中,清理出一条古人对文学从缺乏自觉到产生自觉,从实用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到审美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发展线索.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上述问题的研究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论的实际,古代文论的创造者们往往不是单纯地探讨西方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文学问题,而是将其与文化、生活、个人等结合在一起予以论述.既然如此,倘若坚持所谓的纯文学理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早期文论,就必然会把许多资料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也就不利于发掘"中国文论"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独特之处,反映不出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色,当然也就谈不上对真正传统的继承.     

辞笔醇雅声光骏发--概论薛福成的散文创作

薛福成散文根柢桐城,师从湘乡,是晚清时期一位毕生致力于"经世要务"、而非专注于所谓"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在思想上体现了爱国自强的历史背景,在文学上突破了桐城古文的传统藩篱,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创作成就对后世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影响非常之大.薛福成的散文是桐城古文向新体散文过渡的中介与桥梁.     

散文的转换与文章的裂变——关于"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论争

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划分.排斥应用文章表面是为了文学的独立,实际是借西方文学观念反对"文以载道"的中国文章传统.然而,对无功利的文学美文的提倡与对骈文华而不实的批判是有矛盾的,读者借此为文言张目逼得陈独秀不得不进一步划清二者界线,继美感与伎俩之后提出了情与理的对立,旋即遭到方孝岳和刘半农来自文章内部的置疑.决意切断旧文学、旧伦理与新社会关联的陈独秀干脆把笼统的文学、应用之分落实到具体的文类上来,把承载世用功能的文章统统排除在"文学"之外.与其说散文在中西资源的共同滋养下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性转换,不如说中国传统文章在强劲的西方文明冲击下发生了剧烈的裂变.一部分文章经过改造过渡到现代散文中来,大部分文章在漏不过西方文学筛眼的情况下被遗弃.从古代文章到现代散文,被改变的不仅是语言的形式,更有文章的基本格局和主体精神,乃至文学的性质和命运.对待文章的态度绝非无关宏旨,文体类型也并非简单地仅仅属于文章,它涉及到重大的文明转型,中国现代文学在被迫按照西方标准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新格局.     

完成散文的第三次飞跃——对当前散文的忧虑与希望

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三次大的飞跃 ,前两次发生在古代战国和中唐时期 ,第三次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并至今有待完成。而我国目前的散文创作状况却令人堪忧 ,主要原因是作品大多缺少直面现实、干预生活的人文批判精神。新的时代给予散文完成自身第三次飞跃的机遇 ,无论是压力还是动力 ,散文写作者积极地参与这一过程都不是多余的     

“亦有知予之所乐者乎?”——刘辰翁之“乐”的文化心理蕴涵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中具有一种向内用力的特质,以自足充实的心灵归持为特质。此种精神,往往自觉不自觉的渗透于他们的文学生命之中。宋末元初的文人刘辰翁,在他的散文作品之中,多次提及自己对于"乐"之理解。其中,既表现出传统儒家士大夫对"乐"的典型理解,又体现出刘辰翁对乐之独特的心灵感悟,这二者无不显现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之中所沉淀的文化心理特质。     

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对话与建构——论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

新时期以来,现代作家林语堂的作品与思想逐渐被广泛接受与传播,林语堂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在众多研究者中,王兆胜的林语堂研究标新立异、自成一家。在王兆胜的林语堂散文研究中,论者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照,深入阐释了林语堂散文的"闲谈体"风格,挖掘出"性灵"文学思想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进而全面而独特地把握住了整个林语堂散文的文体特质与思想内蕴。     

中国现代纯散文观念的起源与意义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过程中,散文的"纯"化是一个"杂""纯"交织并相互伴随的复杂过程,即便是在1930年代及以后纯散文的文学观念凸显后,"杂"散文依然存在且永远存在,这是异于诗或小说的。散文的"纯"化有"无意"与"有意"的两途。散文的"窄化"与"缩拢"使得散文文体自然地生长与凝聚着其作为一种文学文体本身所具有的一切本体性的审美特征,向着纯散文飞升。而散文文体的"母体性"与"缩拢"性又意味着散文的宽与窄,大与小。仔细考辨纯散文观念渊源流转过程对散文文体本质性的认识及突破散文研究的瓶颈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