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以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财政分权、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理论框架,从理论上推导出财政分权和技术创新及关联项对环境污染具有抑制效果。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PCES以及MLE等方法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呈负相关关系,但效果并不明显;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关联效应表明财政分权加强了技术创新的环境友好效应;环境污染在各省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地区财政分权和技术创新及关联效应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因地制宜进行环境治理决策。     

环境保护税与区域创新能力：抑制还是强化？

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且仍未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以全国31个省（区、市）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两步系统GMM方法,从实证上分析环境保护税与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环境保护税和区域创新能力二者之间呈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当环境保护税的强度小于各类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总量、原创型技术创新、模仿型技术创新）的门槛值（依次为：0.169、0.126、0.265）时,环境保护税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当环境保护税的强度大于这一门槛值时,环境保护税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最后本文对如何发挥环境保护税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出了相关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OFDI的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修改的内生增长模型,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非线性关系。首先选取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借助三阶段SBM-DEA方法测算了绿色创新效率;在检验到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当知识产权保护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才明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单一门槛效应在国别、行业、地区数据分析中也得到验证。     

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居民消费升级——基于"改革门槛"与"消费黏性"的视角

基于"改革门槛"与"消费黏性"的视角,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绩效进行测评,并采用2006—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考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消费升级产生的门槛效应与动态效应.研究发现:(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供给管理"的核心,对我国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对于第一类与第二类消费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存在门槛效应.当实现门槛跨越时,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居民消费提量扩容.(3)消费升级存在时间上的"黏性",当期消费升级水平受到往期水平的正向影响,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打破这种"黏性",进一步助推消费增长.(4)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居民家庭负担、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变量.     

城市群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3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城市群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群规模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N"型曲线特征,经历了"逐步缓解——恶化——得到好转"三个阶段。当城市群规模小于5 919.6万人时,环境污染随城市群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城市群规模在5 919.6—9 790.67万人之间时将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跨过这一区间后则有助于环境污染减少。2)城市群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特征,当外资利用水平小于225.047亿美元时会严重影响环境质量,在225.047—4 195.32亿美元之间时影响作用开始减小,超过4 195.32亿美元时则会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目前我国十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跨过第二门槛值之外,其他城市群外资利用均处于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阶段。3)产业结构的调整、高科技人力资源培养都将对环境质量改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能否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GMM分析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正面临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否有效促进产业升级?本文利用长江经济带2000—2014年30个主要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升级呈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会抑制产业升级,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且不断增强时,产业结构水平持续上升;长江经济带总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主要城市依然处于外延式的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发达城市的拐点值小于欠发达城市,相对更容易越过门槛值进而使得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

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文章选取我国30个省1998-2006年的数据资料,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区域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说明,我国东中西部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各种技术创新投入对增长的拉动效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投入的增长效应则相对较弱.     

环境信息公开、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基于市级层面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3-2018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对城市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2008年开始推行的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确实显著地提高了城市技术创新水平;2)环境信息公开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城市创新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3)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区位对环境信息公开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影响不大,而重污染城市中该效应的显著程度要低于中轻度以及低污染城市.这为新时代背景下利用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实现城市环境保护与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技术创新区域关联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1-2010年省域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31个地区技术创新的区域关联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技术创新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关联效应,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水平具有很强的趋同效应与截面相关性,而且,不同地区技术创新存在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是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中部地区是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技术创新均值、研发人力投入均值、研发资本存量均值对技术创新变动存在显著性影响,技术创新水平呈现出很强的趋同效应。东部地区研发人力投入和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创新水平的贡献率比中西部地区要大,中部地区研发人力投入和研发资本存量对技术创新水平的贡献率比西部地区要大,而且研发人力投入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率比研发资本存量要更大。     

老龄化、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7年我国31省份(不合港澳台)面板数据,从政府支出视角解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为:第一,老龄化抑制了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同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明显;第二,老龄化与政府支出通过协同效应会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影响,老龄化的加剧使得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反之亦然;第三,面板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老龄化跨越门槛值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第四,从影响路径看,老龄化和政府支出都会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两类中介影响经济增长,但两类中介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人力资本,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通过技术创新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政府支出则通过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     

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出各省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我们使用我国30个省份（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非线性影响;从动态角度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地区间趋同化明显;绿色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显著并呈现“U型”影响,对东部和中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保护,同时抑制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东部和中部地区积极发展创新中心城市,强化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金融集聚通过制度和市场两个层面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推动效应和逆向挤出效应。利用粤港澳大湾区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设计不同权重组合的金融集聚测算方法,采用分位数回归、门槛模型和分组检验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于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存在区间差异,金融集聚以非线性方式影响技术创新;以金融业从业人员为主要衡量指标的金融集聚只在中高分位点上才能显著拉动技术创新,以金融业增加值为主要衡量指标的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在各分位点都比较显著;金融集聚较低城市组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显著,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效应存在边际递减趋势。建议保持适度金融集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金融要素结构合理、相对均衡;疏通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溢出路径,提升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加快引进和培养高端金融人才,提高金融产出效率。     

互联网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互联网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结合2008-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门槛分析发现,互联网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非线性关系,当互联网低于一定水平时,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减弱趋势;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成本、产业结构水平和外部监督力度是互联网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应的影响——基于西北五省区动态SDM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的好坏关乎人民福祉的高低.基于西北五省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动态SDM)和E-G协同集聚指数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应是否存在空间影响,并通过构建单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生态效应的强度.研究表明: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改善了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区域生态改善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其他周边地区生态效应也同样具有溢出效应,这体现出区域协调性.第三,当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数量跨过门槛值16422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基于以上结论并立足西北五省区发展现状,应当建立系统完善、刚性约束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知识、技术溢出效应,重视人力资本推动区域发展的边际贡献,同时应当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依托,完善区域产业布局,打破区域边界,让生态效应改善的成果充分"外溢".     

长三角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长三角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促进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重大意义.基于2008-2018年长三角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的DEA模型测算出长三角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最后运用线性与非线性模型探究各自变量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长三角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逐年增长并已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外商投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集聚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直接促进效应;企业收益与政府支持对本地与邻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均有正向促进效应;环境规则对邻近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在线性与非线性回归结果中,总的来讲,各变量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作用机制相似,其中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其他变量而言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作用系数最大,影响程度最深.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为长三角未来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传统和数字的比较分析

在对我国31个省市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泰尔指数测算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面板回归和门槛回归的方法实证比较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到区域层面,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各地区的减贫效应正好相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均存在对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但是二者的门槛值不同,且对于两门槛值的减贫效应也存在差异。     

财政压力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基于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双视角的研究

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关期,技术创新是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核心驱动力.分别从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视角,分析了财政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内在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静态和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压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激励和抑制双重影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为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否加速绿色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区域的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体系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执行力度,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提供硬约束,保障了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利益,有助于推动示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278个城市2006—2018年面板数据来测度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这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副省级城市更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激发创新活力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更有利于促进示范城市建设水平的提档升级。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顶层设计与激发地方制度创新相结合,将知识产权治理的先进经验向全国推广,形成高质量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结合区域发展禀赋,注重相关政策向西部地区知识产权薄弱城市倾斜;既要重视规制性政策的驱动作用,同时又注重激励性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内生动力的激发效应。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20年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空间效应、区位异质性以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本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更是能够对邻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直接效应在东、中部显著,西部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仅在东部显著,中、西部不显著;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其影响随数字经济水平、财政分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环境财税政策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差异化机制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如何选择有效的环境规制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与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环保支出、环境税收和环保补贴三种环境财税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作用不显著;环境税收政策对东部地区碳排放具有促进作用,印证了"绿色悖论"观点,在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显著;环保补贴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形成"倒逼效应",政策作用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环境财税政策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显著作用程度不同,但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环境税收＞环保补贴＞环保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