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3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城市群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群规模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N型曲线特征,经历了逐步缓解——恶化——得到好转三个阶段。当城市群规模小于5 919.6万人时,环境污染随城市群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城市群规模在5 919.6—9 790.67万人之间时将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跨过这一区间后则有助于环境污染减少。2)城市群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特征,当外资利用水平小于225.047亿美元时会严重影响环境质量,在225.047—4 195.32亿美元之间时影响作用开始减小,超过4 195.32亿美元时则会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目前我国十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跨过第二门槛值之外,其他城市群外资利用均处于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阶段。3)产业结构的调整、高科技人力资源培养都将对环境质量改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环境污染、公众健康需求与经济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探讨环境污染、公众健康需求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环境污染在公众健康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中具有干扰型调节效应;第二,该调节效应具有先促降后促升的非线性特征,公众健康需求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增加出现先抑制后促进经济发展的趋势;第三,该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分权能够促使拐点前置,减轻拐点前公众健康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提高拐点后的正向影响。若不考虑城市的经济、制度等特征变量,容易低估环境污染和公众健康需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研究结论丰富了环境污染、公众健康需求和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城市协调环境建设、民生建设和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应的影响——基于西北五省区动态SDM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的好坏关乎人民福祉的高低.基于西北五省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动态SDM)和E-G协同集聚指数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应是否存在空间影响,并通过构建单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生态效应的强度.研究表明: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改善了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第二,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区域生态改善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对其他周边地区生态效应也同样具有溢出效应,这体现出区域协调性.第三,当异质型人力资本的数量跨过门槛值16422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才会发挥显著的积极影响.基于以上结论并立足西北五省区发展现状,应当建立系统完善、刚性约束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知识、技术溢出效应,重视人力资本推动区域发展的边际贡献,同时应当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依托,完善区域产业布局,打破区域边界,让生态效应改善的成果充分"外溢".     

我国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近年来,碳排放问题成为环境治理保护的重点处理问题,各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就减少碳排放纷纷做出积极的努力。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向世界承诺碳减排,故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我国1999-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估测算,构建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对我国碳排放量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排放总量呈现波动性上升趋势,同时产业结构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并基于实证结论,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简要政策建议,包括低碳技术开发和使用可再生清洁能源等,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碳减排。     

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

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文章选取我国30个省1998-2006年的数据资料,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区域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说明,我国东中西部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各种技术创新投入对增长的拉动效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投入的增长效应则相对较弱.     

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基于285个地级市的空间面板数据

自“双碳目标”提出和“数字中国”建设以来,数字经济的环境效应成为各界的关注焦点。文章采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11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利用广义嵌套空间模型,发现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显著负相关,即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路径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研发强度、改善能源效率并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减排。进一步地,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调节。在数字经济设施较为完善和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扩大研发投入、提高能源效率并发展第三产业;着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创新绿色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与科研院所协同发展机制以及建立绿色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等方面切实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假设与实证

文章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加总时序和地区、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假设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总体上,在低波动时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正向不显著,但分不同工业行业性质下,竞争性行业在低波动期波动对增长有负影响,垄断性行业则有正影响。由结果文章认为中国还是一个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受到冲击时,政府的稳定性政策可以避免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     

产业转移制度变迁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中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前新一轮国际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与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已愈演愈烈。明确产业转移的核心效应,把握新一轮产业转移规律,是各级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科学政策的依据。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中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影响变截距的AR模型对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制度变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其基本结论为: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市场体系的优化、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产权制度的变迁、政府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金融发展、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迅速发展成为服务贸易大国,但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整体偏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平稳增长。以全球主要服务贸易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发展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金融发展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业开放程度以及基础设施均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第二,货物贸易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第三,无论从金融规模还是金融效率来看,金融发展程度都会显著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区域绿色水资源效率提升的门槛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视角

运用SE-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31个省份2000—2017年的绿色水资源效率,构建总体环境规制以及三类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水资源效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且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基本呈现依次降低的梯度格局;环境规制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三类环境规制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门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命令型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其他两类,但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因此,我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环境规制的异质性,采用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调整环境规制的最佳区间。充分发挥命令型环境规制的驱动作用,注重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通过技术创新弥补自主型环境规制的短板问题,促进区域绿色水资源效率提升。     

聚集经济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聚集经济是城市经济的核心特征并且与城市经济增长紧密相连.本文从城市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入手,探讨了城市聚集经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机制,建立了实证检验两者相互关系面板数据模型,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1990-200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的数据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聚集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该弹性系数为0.14%且具有长期、动态性特征,同时这一效应要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聚集经济的增长效应,以此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发展的对策建议.     

经济增长、FDI来源与中国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为基础,考察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以及二者关系的影响,分解不同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来源对环境污染的边际影响。利用1998—2003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四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两类环境质量衡量指标为因变量,对影响环境污染的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所考察的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以及污染拐点的位置与污染物的选择和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关,根据污染排放量指标计算的污染拐点远大于根据污染排放强度指标计算的污染拐点;对大部分污染排放物不同的环境质量衡量指标而言,对外开放对环境污染虽然很小,但统计上还是有显著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成立;不同的FDI来源对中国环境污染具有不同的影响,对大多数污染物而言,来自港澳台的FDI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来自其他国家的FDI则对中国的环境污染没有明显的影响。     

农业增长与农民增收的协调性检验——基于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从农业增加值分配视角检验农业增长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协调性,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是分析1990—2011年间我国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占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情况;二是建立1990—2011年间全国31个省区市的农民收入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面板数据模型,通过计量分析后者对前者影响系数的变化情况。得到的基本结论是:我国农业增长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协调性在不断下降,农业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降低不仅缘于农业增长速度低于其他产业增长速度,还缘于农民分享农业增长成果(所创造的增加值)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收入结构效应分析——基于我国1997～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和消费类型发生明显改变时,对二者的结构性变化的分析表明:在收入结构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方面,基本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明显大于非基本收入来源。在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方面,工资性收入对衣着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家庭经营收入主要影响了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等生活消费的支出;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具有较强影响;而转移性收入则主要影响了家庭设备及其服务和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     

基于面板数据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政府将刺激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消费结构是研究居民消费的基础,本文在分别分析我国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各自特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消费支出选择相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结构有着较大的不同,并且发现我国近年来的医疗、住房等改革对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结构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变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2个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12个OECD国家1960—2004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发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发达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过程,这一结果不仅验证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U形曲线",也支持了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影响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主要涉及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几个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从经济发达国家的自由流出、工业部门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外来移民的增加,都会推动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工会力量的削弱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     

通货膨胀预期差异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基于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各地区微观主体通货膨胀预期差异的视角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并基于2003年一季度到2012年四季度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区域效应,其中有效性最强的是东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根据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缓解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央行可以通过设立一个比较稳定的通货膨胀区间并信守承诺以缩小各地区通货膨胀预期的差异;通过有差别的再贴现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降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从而有助于缩小由通货膨胀预期所引起的各地区厂商投资的差距;央行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应关注并借助通货膨胀预期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