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祖饯诗

六朝祖饯诗从建安曹魏时期发端,经过两晋刘宋的发展繁荣,到齐梁之际达到高峰。综观六朝祖饯诗,应制性诗作与感怀性诗作在感情抒发和结构模式上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六朝是送别诗史上一个高峰时期,究其原因,与古代祖饯仪式活动、其时上位者的提倡及古人重别感发有着紧密的联系。六朝祖饯诗的发展在六朝诗歌史和诗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对唐人送别诗有着客观上的影响。     

论六朝诗歌的批评与整理在明代中期的兴盛

六朝诗歌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被视为另类,相应于较低评价的是作品散佚严重。这种状况在明代中期有了很大改观,出现了肯定性批评和创作上的群众性效仿,嘉靖前后还兴起了编纂六朝诗歌总集的热潮。考察这些新动向并推原其因由,不仅可以呈现文学在明代前期消沉后的复兴,也能为明代中期与经济、思想的演进同步的文学发展提供具体的认知参照。     

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

文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体裁,除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狭义“文话”外,还有理论性专著、资料汇编式、选本评点式等不同著作类型。这四种著作类型都在宋代开始集中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在明清两代更显繁荣。其在文道、文气、文境、文体、文术、品评等方面,均蕴含真知灼见和艺术经验。对其价值的评判,经过对“五四”的反思,当能更趋全面和科学。     

清人评点《震川先生集》的内涵及其对桐城派文论的观照意义

清初至五四前后,归有光的<震川先生集>有很多评点本,通过对具体篇目的深入评析,诸评点家多认为它们内容上经术湛深、法度上深体古人用心,成就正可继武唐宋以前之大家.这些评识与方苞、姚鼐等桐城派宗祖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因之,这些评点本既开掘出归有光散文的丰富内涵,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散文批评的多层次性,对推进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     

论辜鸿铭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批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之一,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对辜鸿铭的话语资源背景不熟悉,对其话语理论缺乏了解,以及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文章大多用英文写成而且刊发于口岸外文报刊.迟至今日,仍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必要地"强调"辜鸿铭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则显示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应有的"盲点"或文学-文化视野上的缺陷.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欧文·白璧德、<学衡>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批评的话语资源背景以及实践语境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这种思想的关联性的被"发现",不仅将有效地平衡"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叙述,而且还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反自由主义"思潮上推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辜鸿铭那里,并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特性.     

六朝语言形式批评研究的"误区"

六朝文学批评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语言形式批评思想,这是六朝“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重要标志之一。六朝语言形式批评为研究六朝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了一个的新视点。但长期以来,对六朝语言形式批评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分析了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指出研究观念、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和一些模糊认识是制约六朝形式批评研究的三大“瓶颈”。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逻辑进程(上)

文章就二十世纪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逻辑进程 ,在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基础上 ,分别从二十世纪初、“五四”时期、2 0 - 70年代、新时期这四个大的历史阶段阐释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特征、其演进发展与历史局限性 ,从而深入揭示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近百年里的历史与逻辑进程。文章最后对台港地区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批评进行了评价 ,因而构成了对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的全方位理论描述     

由杜甫对六朝文学之认同论杜诗之“变”

在对六朝文学的认识上,杜甫与同时代主流观点不同,对庾信、鲍照、阴铿等诗人作家的成就予以肯定,在诗歌创作上也深受六朝文学影响,同时又＂变化而不失其正＂。文章试从杜甫对六朝文学的接受来论证为何明清以来诗评家以＂变＂来形容杜诗,以及诗之＂变＂的意义的发展。     

宋元时期的文章学体系

宋元以来文章批评理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南宋的文章批评多是零散的、语录式的,绝大多数保存在散文的选本、诗话或个人的文章以及序跋当中,大多采用选文加评选的方式,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元代批评家则在南宋文章评选的基础上,逐步开始重视文章批评系统的建设,虽然还延续了南宋以来选文加评选等模式,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章学体系,直接影响到了明、清两朝文章学的发展。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